江西高考替考现场
其一是考场漏洞从未堵严。去年的河南弊案，据调查是中介人员与个别考务工作人员串通进行替考作弊。原本考生进场需查验指纹。但为了作弊，真实考生的指纹被做成“指纹膜”，贴在“枪手”手指上，防范措施就此被废。
今年的江西弊案，“枪手”竟然均持有贴着本人照片的“身份证”“准考证”，监考者肉眼根本无法识别，这无疑给替考者钻空子的机会。要堵上这样的漏洞，只要考场配备机器验证就可以。但遗憾的是，一些省份没有配备。
其二，高考弊案的发生不完全是技术漏洞的原因。去年的河南替考案，今年的江西弊案，都有替考团队的身影，有些替考者是为了获得高额利益，有些则是为了找刺激，到各地游玩。这种替考者组织化、团队化非止一日，其背后高额的“利润”回报，以及生存法则，都需要好好反思。
其三，对作弊者处罚太轻。传统社会，科举弊案的参与者，重者杀头，轻者坐牢。但国内近年来对于高考作弊的处罚真是太轻了：本人作弊者最重不过禁考一至三年；替考者，在校生替考的，由所在学校按有关规定严肃处理，最重是开除学籍；其他人员，由教育考试机构建议其所在单位给予行政处分，直至开除或解聘。相对于参与作弊所获得的利益来讲，这样的处罚真是毛毛细雨，—替考者参与一次就有两三万甚至七八万元的收益，而团伙组织者所获得的就更多了。
那记者卧底替考的行为，是否必然构成违法呢？
其实，整个“违法阻却性事由”学说的背后，是“法益衡量说”。就是当不同法益冲突时，法律要优先保护那些更值得保护的法益。比如同样是生命权，法律应该优先保护正当防卫者的生命权。
而此次记者的卧底，虽然参与了高考舞弊的过程，的确危害了“高考管理秩序”，但这种“危害”相当有限，几乎没有受害者，它没有造成考场混乱，还因及时曝光揭出高考舞弊的黑洞，保障了公众知情权，也使教育、公安部门及时介入，打击了舞弊犯罪，也避免了舞弊者被不公地录取，提升了高考的社会公信，这个法益更大。
当然这并不是说，所有的记者卧底调查都可以作为“正当业务行为”。排除其犯罪性的，不是因其“业务”而是因其“正当”。也即记者的采访应该是“正当的”，符合行业规范、公益原则，为了公众知情权等更大的法益，且没有突破“最小伤害”原则等。而在记者卧底替考事件中，涉事记者的行为从眼下看并无“非正当”之处，对其树起法律或道德大棒，未免有些想当然。
从作为中介的替考组织到“寻枪”的考生家长，再到替考的“枪手”，在他们之间有一条无形的纽带紧紧相连，那就是钱。不法者的“唯利是图”遇到了家长的“用钱换一切”，再加上“想挣点钱”的“枪手”，他们共同构成了一个灰色利益链条，在这个链条上出卖的是社会的公平正义，是教育的尊严和未来。然而，对于参与者来说，替考所承担的风险要远低于预期的收益，甚至可以说，之所以替考成为高考的一个顽疾，多年屡禁不止，问题很大程度上是出在“低风险，高收益”上：一边是为了孩子花钱很“任性”的家长，另一边是“撑死了开除学籍”这样的“处罚”。违法成本低，侥幸获得的收益却非常巨大，难怪一些有经验的“枪手”曾多次替考。
因此，消除高考替考的顽疾，还需要提高参与人员的违法成本，制定和完善相关的法律法规，不仅要针对“枪手”和被替考的考生及家长进行追责惩戒，更对幕后的策划和组织者严厉惩处，形成巨大的法律威慑力，让任何人都不敢越雷池半步。毕竟，“公平”是公众最看重的高考红利，是社会公平的集中体现，同时也是人们心目中最“干净”的一次考试，任何人都不会允许让各种形式的舞弊去破坏它。
高考替考事件近几年频繁发生，去年高考期间，河南省就曝出替考丑闻，查实违规违纪考生165人，其中替考127。从当地的调查看，如果没有当地有关部门内部人员参与到替考中，为替考者提供办理学籍、身份证、准考证的便利条件，为替考者放行，替考很难这么大规模发生。
按理说，这么多替考事件发生后，相关部门当亡羊补牢，在追责之外，积极查找管理的漏洞，完善内部制约机制、监督机制。在江西这起替考事件中，替考者可以凭空办理学籍、准考证，可见权钱交易多么猖狂，有关制度形同摆设一个。
这无疑暴露出一些地方在防范高考替考上的麻木。对此，不能总是等到出了问题再来查，国家有关主管部门应当介入，通过分析归纳高考替考发生的原因，对于各地防范高考替考的制度设计，提出明确的要求，并建立明确的责任制。
应该说，教育部的态度，可谓强硬严厉，在事件调查清楚后，相关涉事人员必然会受到相应的处罚。不过，即便处罚手段落地，却依然令人如鲠在喉，感觉处罚力度明显弱化。尤其是，每年高考，都常常会出现替考行为，但即便教育部门予以惩罚，却难以杜绝此现象的发生。究其根本，一方面，严厉的监考措施面前，“漏网之鱼”的存在，佐证了“道高一尺魔高一丈”的现实。另一方面，惩处替考行为的法律短板依然存在，替考受罚成本过低，无法产生较理想的威慑效力。
就目前来看，对于高考中的替考行为，主要依据《国家教育考试违规处理办法》及教育部出台的临时性规定等给予处罚。而构成犯罪的，移交司法机关，依照刑法定罪量刑。如此来看，教育部门的规定，只是取消“枪手”的学籍，被替考考生面临几年内被禁止考试的惩罚。而在刑法层面上，对于被替考考生和“枪手”而言，没有明确的罪名相对应，法律空白状态明显。现实中，即便性质严重，也只能依据《治安管理处罚法》处罚，最多拘留15天。
事实上，法律层面存在短板，无疑戳中了高考替考行为猖狂的短板，颇值得深思。而在很多西方国家，对于考试中的替考行为，专门制定了相关的罪名，严厉追究相关人员的刑事责任。基于此，在我国的刑法范畴内，也有必要专门设置“考试作弊罪”，将“枪手”与被替考者列为犯罪主体。当然，刑法惩罚并不等同于教育部门的处分，二者之间是并列关系，应该同时予以适用。
（观点来源：新京报、中国青年网、西部商报、天津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