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定，1902年9月生，浙江慈溪人。1921年师范毕业，1925年考入商务印书馆做编辑工作。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7年赴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1930年回国后长期做党的地下工作。全面抗战爆发后，被党组织派往前线，在新四军做宣传教育工作。1947年后任华东局宣传部副部长。1952年底任中央马列学院一分院副院长。1955年6月当选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委员。1957年1月，调任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后兼任北大党委副书记，1978年后任北大副校长。曾任全国政协第二、三、四届委员，第五届全国政协常委。1983年10月因病去世。

　　对于推动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贡献

　　在苏联学习期间，冯定开始系统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对哲学产生浓厚兴趣。回国后大力宣传革命文化，自1932年开始在上海各大进步刊物上发表文章，深受广大青年的喜爱。1937年3月，冯定撰写出版第一部著作《青年应当怎样修养》，采用谈心的方式用生动的语言向青年朋友介绍马克思主义的新型世界观和新型人生观，成为一部颇具影响力的以马克思主义观点解释人的道德修养的读物。在部队做宣传教育工作期间，尽管在长期的战争环境下不能进行系统的写作，但冯定坚持用作报告和写评论的方式向青年战士和群众进行形势政策的宣传和教育，在《抗敌》杂志、《抗敌报》上写了不少关于论述党的政策和马列主义理论性的文章。

　　1947年秋，冯定到大连疗病和休养，应《大连日报》的邀请，他每周为报纸写一篇两千字左右的哲学杂感类短文，写成若干篇。1948年，冯定以这些短文为基础写成《平凡的真理》一书，由大连光华书店出版。这部书与艾思奇的《大众哲学》一起成为那个年代我国影响最大的两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通俗化著作，后经修订、重写，先后由上海三联书店、中国青年出版社等出版多个版本。

　　1956年11月，冯定出版《共产主义人生观》一书。该书根据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从自然界和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讲起，向青年们浅显而又透彻地介绍了必须自觉做人和应当怎样自觉做人的道理，很好回应了中央当时关于搞实际的哲学、群众的哲学的要求，是冯定又一部推动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进程的著作。

　　1982年3月，冯定出版《人生漫谈》。这部著作采用“漫谈”的方式，以世界观和历史观为经、以关于人生的具体问题为纬，具体谈论和分析青年最关心的现实问题，事理并举、娓娓道来，让人读起来既有感染力又有说服力，倍感亲切。在他生命的最后几年，还写下了《树立无产阶级世界观，走历史必由之路》《哲学工作者的历史使命》《汲取人类思想文化中一切有价值的东西》《怎样学哲学》等多篇论文。

　　在这些著述中，贯穿着两个鲜明特点。第一个特点是坚持理论和实践相统一，反对纯粹的书本哲学。冯定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当时他叫作新哲学）不应当只存在于马克思主义的著作和哲学教本里，而应当广泛地存在于各个领域。他提出了“应用哲学”的概念。他说，我们研究哲学，不只在明白几条宇宙发展和社会发展的规律，还应将这些规律用来分析活生生的现实，在活生生的现实上去活生生的应用。“应用哲学”这个概念，反映了冯定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根本看法，而这个根本看法又贯穿在他的哲学著作和哲学活动中。

　　第二个特点是注重哲学的群众化和通俗化。他的哲学专著《平凡的真理》将近30万字，完全是用自己的语言来讲述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解，无一处引文和“引经据典”，没有深厚的哲学素养是难以做到的。冯定非常注意把某些哲学概念、范畴用人们易懂的语言来表达。同时，他的著作也非常重视事理结合、以事喻理，既讲哲学道理，又融汇着人们的切身体验，没有丝毫学究气，文字生动活泼、浅显易懂。他从来不摆教师爷的架势，也从不自封高明。读他的著作，好像听一位长辈或者一个老朋友同你谈话，恳切而无教训味，细致而不嫌絮叨，读后使人感奋、令人回味。

　　在马列学院一分院期间的教学和研究工作

　　1952年马列学院一分院组建，主要培训我国周边国家的一些共产党的高级干部。冯定调任第一副院长，实际上负责马列学院一分院的日常工作。他在处理院务工作的同时，继续深入开展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研究。

　　在一分院工作期间，冯定特别重视理论联系实际，在提高学员理论水平和解决思想问题时，既注重学员所在国家的革命实际和民族特点，又注重采取特别细心、周全地商量和谈心的工作方式，非常讲究教学方法和教育艺术。

　　冯定是一个非常正直而且对革命工作充满热情的人，他对社会主义事业的成功与胜利欢欣若狂，对不正之风十分厌恶，对他所信仰的马克思主义和投身的革命事业以极大的热情去鼓动、演说和投入，许多同志愿听他的演说，认为他的讲话有很强的感染力与说服力。冯定的一位研究生回忆1957年冯定调到北大给学生讲话时说：大家爱听他讲话，一是深入浅出，再高深的哲理或难以说明白的政治问题，经他一解释就清楚了。二是风趣生动，有幽默感，不时还有些笑话插曲，使人精神宜爽。三是既讲理，又讲事，特别是历史、革命史、党史、军史方面的故事大家爱听，以事说理不枯燥、不烦闷，能入脑入耳。

　　当时，曾有学员因教材内容繁多而不得要领，向冯定请教哲学的真谛是什么。冯定解释说，马克思主义哲学即辩证唯物主义的根本原理并不繁杂，可以相当简洁地归纳成几条根本规律，关键是学会马克思主义看问题的立场和分析问题的方法，把这些搞通了，许多观点的产生是自然而然的。而那些看起来很难懂、内容很多的文献也不过是根本原理对各个具体问题的应用。辩证唯物主义揭示的物质运动的一般规律，给其他科学提供了最正确的研究方法和方向；除了数学，其他科学从物质的量出发而研究其规律，都是分门别类来阐明物质的构成和机能的，揭示了各种事物存在和发展变化的具体规律。冯定这样看哲学和其他科学的关系，也这样看哲学的根本原理和其中具体观点、规律的关系。在他的著作中可以找到多处这样的例子：谈的是具体问题，但却指出了这一问题的一般原理和哲学的联系，指出了某一问题是如何应用辩证唯物主义来解决，给出答案的。

　　冯定在完成大量日常行政和事务工作的同时，写出大量作品。1953年3月，撰写出版著作《中国共产党怎样领导中国革命》，简要介绍中国共产党怎样领导中国革命，说明“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的道理。同年10月，出版其“姊妹”篇《工人阶级的历史任务》，鲜明指出：“当工人阶级的革命已经胜利而专政已经实现的时候，工人阶级天字第一号必须完成的历史任务，就莫过于建设了。”1956年撰写出版《共产主义人生观》。

　　1955年10月，冯定重写再版《平凡的真理》。他没有按照当时教科书把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分成两块的做法进行修改，而是坚持原来的架构，补充了部分新材料，对某些已不适合客观实际的提法作了订正。这在当时需要有很大的理论勇气。他一直在考虑如何将马克思主义哲学讲成一个统一的革命的和科学的体系。事实上，《平凡的真理》正是体现了这种思考，书中的每一篇几乎都是既讲了辩证唯物主义，又讲了历史唯物主义。

　　执着工作、淡泊名利的宽厚长者

　　冯定对名位看得很淡。他是大革命时期入党的老党员，新中国成立之初就是行政6级干部。1957年1月由毛泽东提名，调冯定到北京大学哲学系，不担任任何领导职务，专任教授。冯定立即奉党组织的调遣到北大报到，角色转换非常自然。在国家由供给制转为工资制时、在确定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委员人选名单时、在调动工作时，他都从未提出过任何个人要求，从未向党和人民伸过手，但当需要他对国家作贡献时，他却总是毫不犹豫。

　　无论对上级、同级还是下级，无论是对干部还是公勤人员，冯定都十分尊重。他在生活上非常节俭，平时除购买一些书籍和必要的生活用品外，从不花钱，但当他得知自己的警卫员家乡受灾时，却立即拿出一笔数额不小的收入予以支援。后来，当这位警卫员病危时，冯定又尽自己所能去帮助挽救其生命。许多同志在遭遇困难时，都得到过冯定的帮助。

　　冯定在哲学理论上的非凡成就和他主观上的勤奋学习、刻苦钻研是分不开的。他永远不满足已经得到的知识，总是不断地寻求学习新的知识，这种精神一直保持到他的晚年。为了钻研、弄清一个问题，他往往废寝忘食，以至身边的同志们要反复劝说他吃饭休息。到北大后，他已经是知名教授，仍然不忘取他人之长补自己之不足，利用北大科系齐全、人才济济的条件，经常向一些专家、学者和教员请教。他觉得研究哲学应该多懂得一些自然科学知识，因此常请数学系、物理系的老师给他讲课。日积月累的收获是他对有些高难问题的掌握，使得相关领域的专家都感到颇为惊讶。

　　冯定经常教导自己的子女要掌握真才实学，不要有优越感，不要靠父母。顺境固然值得珍惜，而青年人能在逆境中磨炼也是非常必要和宝贵的。他说过：“人生就是进击，这也就是我在漫长的人生道路上得出的体会。”冯定的一生，就是不断进击的一生。

　　〔作者：杨大志，作者单位：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科研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