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海建

　　9年前，韩培印的儿子考上大学，他坚信儿子用不了多久就会“出人头地”。为了供儿子上学，他卖掉了家里值钱的东西。当儿子大学毕业，韩培印发现儿子的收入甚至还比不上当农民工的自己。韩培印感叹道，“我现在觉得上大学也没什么用，是不是？”（12月14日《中国青年报》）

　　倾家荡产上大学、挤破脑袋找工作，而成为高薪的“精英者”毕竟凤毛麟角，上大学到底值不值，还真是个现实的问题。如韩培印等人的感慨，似乎是个不争的事实。也因此，“重庆应届高三学生中，有上万考生没有报名参加高考，这样的学生多是农村考生”——此般新闻才会一波波地引发社会反思。

　　“读书无用”，笔者以为这是句气话。因为“读书无用论”其实是一个内涵丰富的多元辩题，有时甚至是个伪命题。孔子的得意门生子路，早就提出过“以此言之，何学之有”的疑问；及至上世纪八九十年代，虽然“读书无用论”曾甚嚣一时，恐怕也没有人敢抹杀教育对于国家振兴的引擎意义。

　　一些人存在“读书无用”的想法，只是针对高昂的教育成本与激烈的就业压力而产生的一种片面看法。诚然，近些年来，我国的教育成本不断上涨，国内就业岗位稀缺，就业的实质性矛盾凸显，造成文化知识“为稻粱谋”的物质化功能更为孱弱，“读书”可能反而耽搁了低层次就业的机会。但是，这些问题实际上都不是“读书”的原罪，恰恰相反，它们皆需要靠“读书”来解决。

　　对于制度设计者而言，只有“多读书”，才能体悟教育财政的深远意义——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占国内生产总值4%的投入指标是世界衡量教育水平的基础线，然而，正因为我们对“读书”的价值缺乏正确认识，层层落实下来，一直未能实现这一基本目标，使得“读书”成为不少家庭消费中的“奢侈品”；对于就业岗位而言，不读书、光靠COPY，没有自主知识产权，挣扎在底端生产线，一旦机械化取代人工，就业环境更为紧张。读书不能解决一切问题，但经济社会发展中的诸多症结，确实又与我们“读书少”直接相关。

　　不仅如此，读书的“有用性”还表现在对个人的改造上，无论是通达人情世故、抑或增益谋生技能，知识的价值都充满着“改变命运”的可能。就算市侩一点，功利而言，譬如美国乔治敦大学最近的一份研究证明：教育背景与收入密切相关，一位有高等教育背景的美国人一生的收入是360万美元，只有高中学历的人收入只有130万美元，且这种差距在不断扩大。

　　穷孩子读书不容易，读完后找工作也不容易，有些悲观失望的情绪自可理解。社会要反思这种“怨言”，公权要正视这些民意，但对于尚能读书的孩子来说——知识，迟早会炼成一把利剑，总会有用得着的一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