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接触过新冠病毒感染者，也未曾涉足任何中高风险地区，河南健康码却突然变红——近日，多名与河南村镇银行兑付危机相关的储户，陷入了一场“红码疑云”。此前有维权储户反映：他们近期没有外出，手机上的河南健康码却因“正在实施集中或居家隔离医学观察的入境人员”这一理由变红，一进郑州就被带走隔离。也有人刚到郑州时还是“绿码”，被发现是来讨说法后，很快转为“红码”，变得寸步难行。

　　对当事人而言，无端被赋“红码”，本身就是对其基本权利的侵犯，倘若因此被强制隔离，更是一场“无妄之灾”。不论这些“红码”因何而变，又是否与当事人的维权行动有关，都应该及时给予回应并纠正。如若不然，不仅对当事人不公平，也会严重折损健康码制度的严肃性，给疫情防控工作造成额外负担。

　　面对不断浮现的个体案例，以及舆论场的质疑，6月14日，河南郑州市12345工作人员在接受采访时表示：有关部门正在调查，具体是哪个单位或部门赋予的“红码”。郑州市卫健委相关人士明确表示：赋予相关人员“红码”的不是该部门。面对媒体采访，河南省卫健委、河南省行政审批和政务信息管理局等单位也纷纷表示，相关情况不在其掌控之内。一时间，涉事“红码”的责任归属问题，成了一场扑朔迷离的罗生门。进一步的调查纠正工作，也因此陷入了暂时性的僵局。

　　随着调查深入，究竟是哪个部门把“红码”强加到维权群众身上，终究会真相大白。然而，当下的混乱背后，却隐藏着更大的问题。社会舆论之所以高度关注这起事件，不仅是因为人们关心、同情受到影响的维权群众，更是因为所有人都不免担心：其他地方会不会在未来“如法炮制”？从这个角度上看，相比于追究赋码单位或个人的责任，“不知道是谁赋的红码”，本身就是一件值得深究的事。

　　决定健康码是绿的还是红的，不该取决于任何人的主观判断，而应有一套明确的规则。由谁来执行这套规则，也应该有清楚的规定。对于健康码判定工作，如果什么单位都有权力插上一脚，一旦出现问题，责任必然难以说清。各地之所以设立健康码制度，其初衷当然是防控疫情。从这个角度出发，赋予健康码的权力理当掌控在各地公共卫生部门手里。如果与防疫无关的单位也能随意干预，就难免会有其他利害关系渗透到这项工作之中，扭曲健康码制度的功能与意义。

　　在事件真相水落石出之前，社会不必急于对哪个具体部门问责。但是，我们还应看到：与其说这起事件暴露出了个别政府部门的问题，不如说它照见了大众心中的某种隐忧：万一健康码被滥用，我们该怎么办？如今，部分河南村镇银行储户被赋“红码”，会让更多人产生类似担忧。唯有彻查真相、亡羊补牢，以实际行动让公众看到有关部门绝不滥用健康码的决心，才能对冲、消解这份隐忧，让健康码制度健康运行。

　　在《南方都市报》的报道中，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王锡锌表示：健康码是以个人信息的处理为基础，结合大数据对于个人疫情传播风险的评级和画像，唯一正当化的使用理由就是为了进行传染病疫情的风险管理。他还说：“如果将健康码的防疫目的拓展到其他方面，甚至演变成‘社会维稳码’，首先违背了健康码本身目的的正当性，也违反法律规定。”

　　作为疫情时期的特殊产物，健康码本来就具有“非常性”，其应用必须严守法治边界，避免在防疫需求之外给公民带来不必要的困扰。

　　此前，一些地方因滥用征信制度、滥用考试加分被曝光。乍看起来，这些做法似乎可以成为实现一些目标的“趁手工具”，但是，如果只顾行政方便，却漠视群众利益、违背法治原则，最终会动摇相关制度的信任根基。只有规范好权力边界，依法依规行事，才是良性有效的治理方式。防疫如此，其他政府行为亦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