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疫情发生以来，作为一种带有福利性质的经济政策工具，消费券一直在经济学界与市民群体之间同步受到关注。由于地区差异，有些还没领到过消费券的朋友可能并不知道，当前已经有多少消费券在国内流通。近日，据中国新闻社报道，这一数字已经达到了190多亿元人民币之巨，明确以政策形式发放消费券的地市，更是已经达到了170余个，在全国地市中占到了一半还多。

　　要讨论消费券的话题，离不开一个最基础的问题。那就是：发放消费券，到底是正面作用更大，还是负面作用更大？这个问题的答案，是相关政策讨论中的核心争议，也是决定着各地政府发放消费券的决策是否合理的根本依据。对此，我们还需从实证的角度加以辨析。

　　事实上，本轮由疫情触发的消费券发放潮流，并不是我国地方政府首次使用这种政策工具。此前，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南京、杭州等地便纷纷做出过向居民发放消费券的探索。以杭州的数据为例，当时，杭州市政府发放的2041万元消费券，带动了4207万元的消费额，拉动扩大效应为2.06倍，在当地有效扭转了由全球经济收缩导致的消费低迷。

　　尽管大多数学者都认为：消费券的提振经济效用，仅能在短期内起到效果，但是，对于新冠肺炎疫情这样的“黑天鹅”式危机而言，只要短期效果足够强劲，便足以在危机之中给地方经济纾困解围。同时，只要确保消费券发放的额度、渠道与范围得当，其潜在通胀效应，在很大程度上是可以得到规避的。

　　既然消费券确实有用，且正面效用显著高于负面风险，那么消费券就自然该发。然而，该不该发的问题固然容易回答，如何“发好”消费券，却是一个更值得深入研究，谨慎论证的问题。

　　5月14日，中国社科院金融研究所发布了题为《数字消费券助力中国经济“疫后”重建》的研究报告，报告在肯定消费券效用的基础上，提出应当确立消费券发放的国家标准。这说明，在专家学者看来，消费券的发放应当是有计划、有规范、有章法的，也只有在充分参考先期尝试中收获的经验教训的基础上，政策制定者才能扬长补短，在未来有需要的时候，让消费券更好地发挥作用。

　　针对本轮消费券发放中的经验教训，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研究员、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心主任董昀在接受采访时表示：凡是利用数字化发放消费券的地方，发放效率往往更高，效果也会更好。为此，进一步推动用数字化方式发放消费券。既能为宏观经济的管理提供更多抓手，也能成为促进中国数字经济发展的契机。

　　与此同时，选择发放何种消费券，是大额券还是小额券，是通用券还是行业券，也是一个需要深入调研，大有讲究的问题。正如医生给患者开药，需要“对症下药”一般，各地政府发放消费券，也要因地制宜，精准施策。

　　对此，中国社科院金融科技研究室主任尹振涛在接受采访时表示：消费券的发放形式不能一概而论。最重要的是各地政府都要有清晰的目标，了解本地在当下最需要支持哪些行业、哪种类型的消费。尹振涛还表示：政府在对相关问题进行思考时，可以借助于支付宝等合作支付平台提供的数据信息。

　　在这一方面，政府通过与互联网平台合作，有不小的作为空间。我们希望在未来，政府能在发放消费券的过程中更精准地击中消费“痛点”，从而让企业经营者与消费者共同获利，度过难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