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天，以“42”开头的身份证号，让不少湖北籍人员百感交集。在各地有序推进复工复产的大背景下，他们却因自己的籍贯受到特殊的对待。据人民网报道，一些疫情期间不曾回过湖北的湖北籍人员，正面临着社区不让回、企业不敢用的窘境。有些人即使提供了居住证明、健康证明、复工证明、手机漫游记录等个人记录，也无法顺利返程复工。

　　疫情期间，各地严格防控、提高警惕是必要的，可是对湖北籍人员采取“一律劝返”的方式，不仅无助于防控大局，还会因措施扩大化而导致“误伤”。这些年，随着城市化进程的推进，中国的人口流动日益普遍。许多人虽然籍贯在湖北，但早已在其他城市扎根久居。即使在春节期间，湖北籍人员不回老家过年的情况也不在少数。一些人看到身份证号以“42”打头就一概拒之，暴露了他们对常识的无知。

　　其实，在近期全面的防疫宣传下，大多数人为了自己和家人的健康，都会尽量避免出行。但是在一些情况下，出行有特殊的必要。比如，据人民网报道，有湖北籍孕妇在2017年后一直定居西安，自去年十月后并未回湖北。她于1月13日赴港后打算回西安时，街道办却说“持湖北身份证的人不能回去”。独自滞留深圳的她左右为难，因为自己需要回医院做胎儿的唐氏筛查等常规检测。

　　同样地，对于不少湖北籍人员来说，企业因其籍贯就拒绝返工、招聘等，会使他们面临巨大的经济负担，让家庭运转难以为继。而对于未回湖北的湖北籍人员，如果不加区分地拒绝，使其在家中的老人和小孩无人照顾，就实在是有些过犹不及了。对于这些真实存在的需求，相关部门和社区应当予以体谅，采取更加精细的措施加以应对，而不是简单“一禁了之”。

　　随着防疫工作的深入和复工复产的推进，各个地区的措施也需愈加精细化、科学化和动态化，不能再仰赖“一刀切”的政策路径。日前，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发言人臧铁伟就表示，依法防控疫情需要主体适格、手段合法、措施适度。有多种措施可供选择的，应当选择有利于最大程度地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权益的措施，不得超出必要限度。对于湖北籍人员一概劝返，显然超出了防控的必要限度。

　　目前，通过行程记录证明、大数据监测等措施，了解返程人员的活动轨迹已非难事。每个人在疫情期间有无去过湖北，通过行程记录一目了然，比通过籍贯辨别更为精准。对于返回社区的人员，也可以根据不同情况合理分类、纳入网格化日常管理，通过动态沟通机制协助其完成居家隔离、集中隔离等。与这些方法相比，视“湖北籍”为猛虎的措施就显得太过简单粗暴了。

　　一律劝返的方式也容易给当事人造成不必要的损失，产生新的“次生灾害”。疫情已经给人们（尤其是湖北籍人员）的生活带来不确定性，相关部门应当避免互相推诿、一概拒绝的倾向，为人们尽快恢复正常生活创造条件。

　　事实上，同样是针对湖北籍的人员，不少地方和企业也传达出了关怀和善意，缓解了人们的焦虑。比如，温州市为湖北籍员工专设了2亿元的企业留岗留薪补助，减少了他们的后顾之忧。此外，针对滞留在外地的湖北籍人员，倡导房租减免、租期延期，提倡远程工作和延期还贷等方式，也是正视他们正常需求的良善政策。

　　疫情之下，每一个人的困难都值得被关怀，每一个人的需求都应被关照。因此，不能因身份证上的“湖北籍”就将人们拒之门外。妥善安排、从容应对，我们还有更多具有温度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