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21日，福建三明市将乐县人民法院开庭审理了一起十分特殊的故意杀人案。尽管庭上的被告人陈桂平被检方指控犯有故意杀人罪，但是，他被指控的杀人情节，却并非什么穷凶极恶之举，而是帮助自己病痛缠身、但求一死的父亲陈水兴自杀。而人们在这起案件中更多感受到的也不是愤怒，而是一种心痛与悲凉。

　　根据检方的指控：此前，陈贵平的父亲陈水兴因难忍病痛，逼迫陈贵平帮其自杀。无奈之下，陈贵平用摩托将父亲载到了废弃的崇泰寺，将被子浇上汽油后离开。最终，陈水兴自行点燃了被子上的汽油，结束了自己的生命。基于这起案件“协助自杀”的特殊属性，以及公众对临终关怀与“安乐死”议题的高度关注，案件审理的消息一经披露，就引发了舆论的广泛关注。人们关心的不仅是法院对案情的判断，还有关于这起案件承载着的“生死之问”。

　　在许多人看来，这起案件当中，存在着一个难以化解的“情法冲突”，那就是我国法律对协助自杀的有关规定，与旁人对陈贵平及其父亲的“同情之理解”的冲突。

　　从法律的视角出发审视案情，尽管最终动手点燃汽油的是陈水兴自己，但陈贵平在明知父亲求死的情况下，依然帮助其完成了自杀的准备工作，且在最后关头并未予以阻止，对陈水兴的死亡负有洗脱不掉的主观责任。因此，检方以故意杀人罪对其加以指控，是有充分法理依据的。

　　然而，从人情的角度出发，人们也并不难以理解陈贵平的决定，身为人子，若非逼不得已，有谁愿意亲手将自己的父母至亲送上死亡之路呢？面对痛苦不已的父亲的逼迫，陈贵平是在无奈之下，才做出的这个痛苦决定，没有人会因此觉得陈贵平是一个社会道德意义上的“坏人”，因此也并不愿意看到他为此付出过于沉重的代价。

　　有人说：法不容情。然而也有人说：法律不外乎人情。法律与人情之间的关系边界，从来都不是那么清楚、明确，如同科学常数一般精准的。一方面，法律是社会正义的体现，反映的是社会大众对道德、是非的一般判断，与公众心目中的“人情”有着紧密的联系；另一方面，法律又必须具备权威性与稳固性，不能随随便便就受到人情因素的影响，偏离其具体规定。

　　落实到具体案件当中，法院当然不可能因为被告值得同情或是有所苦衷，而对其犯罪行为“网开一面”，不加追究。但另一方面，在法律允许的自由裁量范围之内，案件的公诉方与审理者却可以对案件的具体情节，以及其中的情理因素做出充分的考量。

　　值得欣慰的是，在本案中，这个看似难以化解的“情法冲突”，在公诉人手中得到了一个令人满意的化解方案。尽管公诉人强调：陈贵平不能因为父亲遭受病痛思想不冷静，产生寻死念头就予以响应，因此必须追求其刑责。但公诉人同时也指出：陈贵平主观恶性相对较小，社会危害性较轻，建议对其适用缓刑。一方面，缓刑也是一种法定刑罚，对犯罪者而言同样是一种惩戒，足以彰显法律的威严；另一方面，陈贵平倘若能够得以适用缓刑，便有可能免除牢狱之灾，其生活会好过得多。

　　在故意杀人案件当中，公诉方主动提出建议对被告适用缓刑的情况，极端罕见。事实上，公诉方如果想的话，完全可以提出更高的建议量刑，而不会违背任何法律规定。但是，公诉方正是因为考虑到了这起案件的特殊性，才做出了这个“有温度”的决定，这是很不容易，也很令人感动的。

　　近些年来，“安乐死”这个话题受到了越来越多的社会关注。过去，人们关心的往往是重病者如何延续生命，但随着社会观念的变迁，人们越来越关心病重的人如何活得不痛苦、活得有尊严。

　　安乐死或是协助自杀，当然是一种很极端的选择，社会也很难轻易接受这种事情。但除此之外，我们可以在其他地方多下功夫，唤起社会对安宁治疗、临终关怀等概念的关注，帮助病重的人减少不必要的痛苦，这也有助于让陈贵平一家的悲剧在未来尽可能不再重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