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陕西省给第二批182人颁发了“新型高级职业农民”认证资格证书，这是该省对“农民”这个职业的最高“职称”。自去年开始培育认证“新型职业农民”以来，连续两年来，在全省一千多万农民中，仅266人获得“高级职业农民”称号。（4月19日《华商报》）

　　和传统社会的农民相比，“高级职业农民”不再是一个身份标签，而是一种职业属性。不论是农科大专以上文化程度，还是具备现代农业理念知识和劳动技能，抑或年收入至少几十万，在社会分工日益精细化、专业化的当下，“高级职业农民”不是“看天吃饭”的庄稼人，而是一个能够实现价值追求的新兴职业。

　　在经济市场化、人口流动化的今天，传统农民处于一种弱势地位，甚至出现了“种田后继乏人”的结构性困境。在理性选择思维深入人心的现代社会，人们也会进行成本与收益的权衡与算计；一旦从事农业生产经营得不到应有的激励和社会认同，人们自然会“用脚投票”——新生代农民工宁可成为“漂泊的候鸟”，也不愿意成为没有尊严和体面的农民。

　　伴随着工业化、城镇化进程，一方面大量农民进城务工，成为游走在城市和乡村夹缝地带的边缘人群，造成农业从业者流失、老龄化现象严重；另一方面，以资本和技术为核心的现代农业成为一种必然趋势，需要对农业从业者进行“补血”和“换血”。如何吸引并留住一批拥有较高文化教育素质、资本运作能力和规模化、机械化等现代农业理念的优秀人才，已经成为一道现实考题。

　　美国人类学家沃尔夫认为，传统农民主要追求维持生计，是身份有别于市民的群体；职业农民则充分进入市场，将农业作为产业，并利用理性选择使利益最大化。在一个转型和创新的时代里，发展现代农业，离不开职业农民的支撑。培养职业农民，对于保障国家粮食安全、推动农业产业结构调整、增加农民经济收入和社会声誉，都有着不容小觑的作用。

　　职业农民不是一个与生俱来的身份，而是一个后天习得的社会角色，需要科学知识、农业文化、管理办法与生产经验的不断积累。“高级职业农民”不是干过几年农活就可以当的，而是要培训、考核；一旦通过认证，高级职业农民所带领的企业和社会组织，可以享受如土地流转、融资贷款手续、项目扶持等的政策倾斜，更好地带动当地农民致富。

　　作为一项新的公共政策，职业农民认证的实施系统还不够强大，在指标设计、程序流程等方面难免会存在一些不足和短板。因此，我们在肯定职业农民认证的制度善意的同时，也希望这项制度能够更加人性化、更具有操作性。（杨朝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