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考古所所长王巍先生的前后态度看，他本人是支持河南省的结论的。同时他还批评了争论中的“外行话”。但是，他宽宏大量地说，“为什么人家会说这些外行的话，就是因为我们考古工作者对考古这样一门学科是怎样进行研究的，或者我们是怎样进行工作的，我们的结论或者认识是怎样提出的，我们这个过程，公众是不知道的。”随即他自我批评说，“我觉得这是我们考古工作者没有尽到责任，在这方面的知识社会是缺失的。”
王巍先生虚怀若谷，令人感动。不过我还是觉得，在分工越来越细的现代社会中，不是每一项专业工作都必须要让公众看得明白的。考古工作者的发掘和研究，对于感兴趣的人来说，充满了智慧和趣味；对于不感兴趣的人来说，恐怕只觉得艰辛和枯燥。那些更尖端的专业研究，比如载人飞船和人体干细胞，虽然也是新闻热词，但是要让公众都能看懂，恐怕比做研究本身还难。
在这场曹操墓的争论中，我的确担心一些学者受到了伤害。他们的专业知识乃至人格品行，都被置于公众的唾沫之中。这不是一个正常社会应该有的现象。但是，包括王巍先生在内的学者们可能不大明白的是，这些怀疑的本质是针对权力的。与其说大家在怀疑考古学者的专业能力，不如说担心他们被地方权力所收买和操控。他们需要说服公众的，并不是专业知识的普及，而是证明自己的学术清白。
曹操墓发掘和研究的主动权，并非掌握在学富五车的考古学家手中，而是在地方政府的行政那里，甚至是在地方长官个人手里。学者说服领导的理由显然并非学术，而是社会效应。如何才能获得领导的支持呢？那就必须让他相信你能挖出一个曹操墓来。为此，河南省文物局前局长常俭传多次给领导个人写信，因为他明白，“由此明白，只有省里的领导重视、支持，才能把事情办好。”他在给河南省委的信里写道：“寻找曹操墓‘万事俱备，只欠经费’。”并不止一次地信誓旦旦地向安阳书记和市长保证，“如果一旦发生我的建议失误，而导致您的决策失误，我有勇气向您二位和安阳人民作检讨。”
在一个正常的社会里，学术研究所需要的经费构成应该是多元的，包括基金会支持、个人赞助等社会资金和政府财政划拨。无论哪方面来的资金，具体用途都应该由学术主导。但是我们这里的状况却是，所有资金都来自财政，主管部门要审批具体的学术项目。曹操墓的发掘和论证都是安阳市政府出钱。众所周知，安阳市政府出钱就是要你挖一个曹操墓出来，回报就是旅游经济。纯粹的学术研究，未必就能立马产生社会效应，但是这种投入产出模式，从理论上已经在二者之间造成了紧张的关系。
更不用说自从周老虎、躲猫猫事件之后，在利益推动之下，一个丧失行政伦理的政府，再荒唐的事情也能虚构出来。我个人相信那就是曹操墓，因为我相信考古专家还不至于如此没有学术良心。但是，从历史上看，考古造假的事并非没有。专家们一再质问，有人认为刻有“魏武王”的铭牌有假，谁会造这个假呢，造假对谁有益？这个质问是虚弱的。专家们一定知道，在日本考古学上有过一个大丑闻，著名的“考古学天才”藤村新一在长达二十多年时间里一再发现旧石器，把日本岛的人类史延长到了70万年以前，成为民族英雄一般的学者。直至2000年，日本《每日新闻》预先藏了摄像机，才曝光了他的“学术发现”全是自埋自挖。七十多万年的石器都可以预埋，遑论近两千年前的曹操墓呢？
因此，即便是公众都能像王巍先生所期待的，看得懂考古发掘和研究的过程，只要学者不能和权力撇清关系，公众照样不会服气。只有学术独立，学者才能赢得尊敬。(长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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