１９日起，习近平主席专程“南下”澳门，出席庆祝澳门回归祖国１５周年庆典暨澳门特别行政区第四届政府就职典礼。作为中央对“一国两制”、“澳人治澳”和“高度自治”方针在澳实践的一种肯定，习主席此举，在当前的背景下，无疑将对邓小平同志所提出的“一国两制”方针的继续实践，带来意义深远的影响。

　　从现实层面来看，回归１５年以来，澳门式“一国两制”虽然还存在着包括经济结构单一、制度建设有待进一步完善等不同层面的问题，但无可否认的是，在过去的１５年间，澳门社会的发展已经实现了质的飞越。在回归后，随着驻澳部队的入驻，澳门社会的治安状况已实现了根本性的好转，博彩旅游业重新焕发活力，澳门经济从根本上实现了“恢复性增长”到“发展性增长”的重大转变。仅在２０１３年，澳门的本地生产总值就达到了４１３５亿澳元，人均本地生产总值也从回归前的１４７１８美元飙涨到８７３０６美元。澳门成为了全亚洲乃至全世界最富裕的地区之一。“澳门经验”不仅证明了“一国两制”方针的正确性，还为“一国两制”的成功实践提供了许多宝贵经验：

　　第一，“一国两制”方针及其实践是一个不断摸索的过程。从毛主席在上世纪５０年代末及６０年代初提出“和平解放台湾”和“允许台湾保留原来社会制度”的构想，到周恩来总理在１９６３年将对台政策归纳为“一纲四目”，再到１９８２年邓小平同志概述出“一个国家，两种制度”……“一国两制”方针的成形、成熟经历了至少２０多年的演变。在解决澳门问题的具体实践中，“一国两制”更是经历了无数的考验。从１９８４年邓小平首次提出用“一国两制”方针解决澳门问题开始，中国政府先是通过四轮谈判与葡萄牙政府达成共识，接着在１９９３年通过了《澳门特别行政区基本法》为澳门特区的建立和运转奠定了法理基础，最后于１９９９年１２月２０日正式收复澳门。现在，正如习主席所说的“作为前无古人的事业，‘一国两制’实践不会一帆风顺”，中央政府与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在经济发展、政治协调等多方面工作上的配合仍处于不断摸索的过程中。这是一个必经的过程，也是一个必要的过程。

　　第二，“一国两制”不是一种单项的表态，它需要一个双向的默契。如果只是中央政府一味地强调“一国两制”，而特别行政区的某些势力却坚决否认“一国”的共识，片面渲染、夸大“一制”的优越性，那么，“一国两制”方针的实践必然会遭遇更多坎坷。对比香港和澳门的区别，澳门在“一国两制”问题上的态度无疑是坚决的，澳门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崔世安由衷感慨：“‘一国两制’的成功实践为澳门创造美好明天提供重要制度保障”，澳门社会对于包括第二十三条在内的基本法也持高度支持的态度。相较之下，香港的部分群体却因为各种原因，对包括基本法第二十三条的修改、国民教育的推广等问题持强烈的反对态度，更有甚者，部分个人还采用了激烈的方式进行对抗。港澳社会在面对“一国两制”时的不同态度，最终也造成了当前港澳在社会发展上的现实。澳门经验告诉我们，“一国两制”只要能达到一个双向的默契，完全有机会取得超乎想象的成果。

　　第三，“一国两制”是当前阶段最好的选择。因为历史的原因，中国面临着许多复杂的领土问题。在处理这类问题时，如果一味地强硬对待，那么，中国长期以来的和平发展环境就将受到很大的威胁，这是当前国际社会和中国民众都不愿意看到的。因而，出于维护主权的目的，同时也为了维护周边的和平，中国领导人高屋建瓴提出了“一国两制”方针，希望能通过这样一种和平的、尊重历史客观事实的、能够被大多数民众接受的方式，来逐步解决中国的领土问题。一方面，它的提出明确了中国的底线，那就是“一国”问题不容讨论；另一方面，为“一国”底线外的问题让出了最大的空间，它给予了谈判双方最大的探索范围和回旋余地。相较于“战争夺回”，“一国两制”在当前这个以和平和发展为主题的国际大背景下，无疑是“化解主权问题”最好的选择。

　　简而言之，“一国两制”是一个没有历史借鉴，没有范式参考，更没有唯一准则限制的过程和实践，它有的就是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互相尊重、互相体谅和互相促进。澳门式“一国两制”在过去１５年的成功实践，以及在当前所表现出的大好发展趋势和强劲动力，无疑是对中国政府继续推进“一国两制”方针的巨大鼓励。而中央政府对澳门的坚决支持，以及在处理澳门问题时的灵活与包容，也为正在推进或未来即将展开实践的其他地区提供了一个鲜活的样本。“一国两制”在澳门的成功只是一个开始，我们期待其他地区的政客、团体和群众能够以此为鉴，正视“一国两制”的巨大潜力和优势，与中央达成共识，一同来创造更多的成功案例，为人类和平发展，贡献出一份来自于中国人的智慧的力量。　（中国青年网特约评论员　雷希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