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高人民法院有一份“失信被执行人名单库”，全国的老赖都在里头。一旦登上榜单了，从今年7月1日起，老赖就连飞机也坐不了。欠钱半年未还的鄞州老赖陈某，就为此吃了回苦头。因为不还钱，他买不了机票，好不容易接到的大订单也要泡汤了。最后陈某只能“投降”，主动找到法院还清欠款。（8月13日钱江晚报）

　　《社会信用体系建设规划纲要》颁布之后，效果就立竿见影。中国民航“失信被执行人识别与拦截系统”的数据显示，自7月1日开始运行以来，累计有效拦截10.8万人次。每一次“拦截”，背后都有一位老赖的身影。老赖们在社会信用体系编织的网络下，不仅无所遁形，更是寸步难行。不过，当谈到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的老赖，可以经常听到类似的观点：根源在于我国的传统文化中，缺乏契约精神的元素，所以人们在交往的过程中毫无信用可言。可，事实上果真如此吗，非也！

　　正如美国学者福山所言：“社会成员之间的信任乃是文化对经济的影响途径和表现形式。”其实，中国拥有独特的信用文化，在房屋、田地买卖中，明清两朝地契文化已经高度发达，时常可以在地契中能找到这样一句话：“空口无凭，立此为据”。除了商业文化之外，儒家也积极倡导诚信与信用，论语中就有：“与朋友交而不信乎？”古老的中国，已经有一套属于自己的信用体系，维持政治、经济活动，可以说是留给后人的宝贵信用文化。

　　反观现如今，何以存在这么多的失信问题呢？原因就在于，我国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过程中，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社会信用体系并未建立，甚至存在一些漏洞，成为了失信者的牟利手段。“市有信则立，市无信则废”，信用是社会发展的基础。如果商业欺诈横行，失信行为自然会衍生到法治不彰、学术的腐败以及社会的各个领域，深入到社会的“骨髓”中成为难以愈合的顽疾。

　　当然，传统信用体系天然的缺陷，由于长期的农耕文明，传统的信用文化主要是基于“熟人社会”的基础上而建立。社会学家费孝通曾直言：“乡土社会的信用不是对契约的重视，而是发生于对一种行为的规矩熟悉到不假思索时的可靠性。”随着市场经济的深入发展，从“熟人社会”进化为“生人社会”，成员之间信息存在不对称，传统的信用文化亦会“失灵”，失信现象也就增多。

　　事实上，社会信用体系的实施，正好解决“传统信用文化”的现代性危机，为传统信用文化的可持续发展提供了有力的支撑，更为重要的是破解“传统信用文化之困”。以规划纲要的形式，将传统的社会信用体系进行现代化的“升级”。以此，信用的评价不再局限于熟人之间进行，而在于陌生人之间进行；不再是一种自律行为，而跃升成为制度约束。传统的社会信用体系与时俱进，适应了新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要求。

　　当下，中国的社会信用体系刚开始起步，但是新的环境并不意味着可以丢弃传统的文化精髓。让传统信用文化在现代社会释放新的活力，让传统信用文化与现代社会各项制度对接起来，才能让社会信用文化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相契合。《社会信用体系建设规划纲要》就已指出，社会信用体系规划以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根本。此时，我们已经迈出了重要的一步，以后离不开更多有益的探索。（章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