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来出现了一种学者，貌似在国内国外都很吃香。他们有两个特点：一是以抨击党和政府为荣，二是无所不能，无论对何种社会问题，都说成是根本制度的问题，都开一种叫做“宪政”的药方。比如一位叫盛洪的教授，最近就写了一篇题为《救救官员》的奇文（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7月8日）。

　　十八大以来，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斗争大大超出人们预期。当反腐的洪流涤荡污秽，洗涮山河之时，一些学者坐不住了：以往都是他们裹挟着民意批评党和政府，这次他们却落在了后头。但他们实在找不出更能引起关注的话题，于是《救救官员》便产生了。

　　该文开篇轻描淡写地肯定了中央的反腐行动之后，笔峰一转：“可以断言，普遍贪腐不是健全制度下的个别现象，而是一个系统性错误，即制度本身出了毛病。”紧接着就提出了作者的中心观点：“这个错误的核心，就是权力不受监督和约束。”此后又讲了权力的错误配置、官员晋升制度问题和官员没有价值理想的亚文化，云云。然后又是图表、又是曲线，“有图有真相”地披上学术外衣进行主观臆断。这确实能够唬住一些天真的年轻人。但是，撕开这层学术画皮，我们看到的是一个可笑的怪物。

　　“监督和约束权力”是一个政治学上的常命题，习近平总书记讲的“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是更精确的表述。但盛氏的出发点完全不同。《救救官员》实际上是重复了他历来的观点：“宪政之争”的核心是对权力的外部制约。

　　在本文中，作者很虚伪地隐瞒了自己的立场。但能清晰看到，他说的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权力，而是执政党的执政权力。他为什么不直接说限制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呢？因为用“权力”二字代替“执政党”最容易混淆视听。

　　我看这位仁兄虽然读历史，但肯定从来不读周本纪、始皇本纪、高祖本纪这样的本源之文，大概只喜欢研究秦二世、汉昭帝这些坐享权力之流。他根本不知道“文王以七十里而王天下”靠的是什么，也不知道秦始皇以一隅之力“席卷天下、包举宇内”靠的是什么，他更不知道中国共产党人如何从井冈山、延安的大山沟里走出来，如何带领中国人民经过艰苦卓绝的土地革命、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建立新中国并进行社会主义建设、改革开放的历史。他大概认为中国共产党人偶然地得到了一种很神奇的叫做“权力”的东西，并且利用它建立新中国，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将中国建成了全球第二大经济体。

　　这位盛氏有一个“精明”之处，人家拿几千万生命换来的执政党地位，现在就凭你一句“系统性错误，制度本身出毛病”，就赶紧扔掉“权力”。这看起来怎么也不像是理性的“经济人”，倒像是蒙面“截道”的！

　　其实，他不希望看到中国共产党以零容忍态度惩治腐败，以猛药去疴、重典治乱的决心，以刮骨疗毒、壮博士断腕的勇气把反腐败进行到底的。他希望的倒是“中共领导层不得不发动一场反腐风暴，他们自己应声倒地。”

　　所以，盛氏开出的药方，那才是“图穷匕见”：“所以为了挽救这些不慎落水的官员，也为挽救执政党自己，执政党不仅要进行反腐斗争，还要从根本上改变导致贪官产生的制度环境”。刚才还咬牙切齿反复论证的贪官在这里成了“不慎落水”的人了。原来他要“救”的官员竟然是这些人！

　　更不可思议的是，文章的最后连这点“悲情”都不存在了，他“要开放政治领域，不再在执政党小圈子里任用官员”，又说救官员的核心是“官员要自救”，要“无药可救的官员群体”成为有远见的“经济人”。这样已经不再是善意的劝导，已经是赤裸裸的欺骗了。

　　看到这里，我们终于明白这种学者不是什么善类。他们所代表的人群在政治上还没有形成一个阶级，国家的权力还没有变成它们的权力，所以不要以为他们要的是什么配置土地、打破垄断的权力，他们要的是支配国家的权力。这实际上就是取消党的领导的变相说法。

　　其实，“拥护共产党的领导”和“取消共产党的领导”早已是阵营分明的事情，大可亮出自己的立场，用不着这么打着“救救官员”的旗号来否定社会主义制度、取消党的领导。但这倒是给我们提了醒，要警惕的不仅仅是那些拿起刀的人，而是表面上在替你着想，其实在背后痛下杀手的人。（中国青年网特约评论员　皮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