或者说，人类都太善于精神胜利法，都天然地把姜文视为同类，而把姜文所流露出对整个平庸世界的不屑视为只是射向其他人的利箭。

　　正在影迷翘首期待《一步之遥》时，突然传出12月8日的首映式取消。

　　姜文果然是中国影坛一个特殊的存在，他是被普通观众、影迷、知识分子还有官方四位一体“热爱”的导演。然而他又被称为“荷尔蒙的代言人”，像是斯拉夫或者拉美人种混血中国，电影里混杂着粗野、流氓、玩世不恭、纵欲却又空虚的味道，智商及价值观上的优越感渗透在电影的每一帧中。

　　优越身世酝酿悲观主义

　　要解读姜文，当然避不开他的身世。他和王朔、崔健等人都出生于军队大院，属于类权贵或者接近权贵的家庭，有着天然的政治和生活境遇的优越感，同时也获得更广泛的知识渠道，所以当整个乌托邦愿景被迅速置换为金钱第一的实利主义时，有着足够的落差让他们幻灭，而他们的知识背景又能让他们玩味与酝酿出悲观主义的花朵。

　　崔健用摇滚呐喊出惶惑与愤怒，王朔用不正经对抗着理想坍塌所带来的空虚。必须要承认的是，他们的这种惶惑是贵族式的，有足够多的拥有，才能支持这种破灭之后的错愕。反观余华、莫言等人，则更平民化，他们表现出的时代与饥饿、肉体有关，时代并不带有多少价值观的意味，它是实打实的荒诞怪兽，它吞噬实实在在的生命与情感。

　　姜文看起来像是崔健和王朔的结合体，他同时兼具批判与温柔两种素质，他强悍又脆弱，他严肃又绝对不放弃油嘴滑舌的乐趣。

　　在他最个人化的《阳光灿烂的日子》和《太阳照常升起》里，我们能看到革命美学与个人伤怀的美丽结合。马小军等人提着板砖在国际歌中骑自行车前行时，对革命的崇拜与反思同时出现在这个画面中，它是浪漫与残酷的双飞，是陶醉与虚无的并置，是牛逼与傻逼的双重表演。而《太阳照常升起》最后沙漠里的狂欢同样如此，这种近似乎库斯图里卡的放荡，有着理想行将破灭的悲壮，也有着那种高潮到死的深刻伤感。

　　简单地说，最高级的革命叙事，多少有点暴力美学的味道，而姜文的电影应该是其中的最高级者，它同时有着迷醉与痛楚的味道，放荡与纯洁在一瞬间融为一体。

　　是对群众最为严厉的批判者

　　也正是这种贵族意识和见识，让姜文成为对群众最为严厉的批判者。

　　姜文最特别的地方也在这里，他显然没有那种伤感的人道主义色彩，他反而有着尼采那种拿着皮鞭鞭策众生的狂傲。

　　《鬼子来了》是对民众最为尖刻的嘲讽。马戏团似的节奏所描绘出的是一群怯懦得可笑的可怜虫，他们被欲望、短视所支配，计算周全却步步逼近死局。整个电影，变成了一群蠢蛋的狂欢，他们在自己的算计中走入绝地。

　　在《让子弹飞》里，群众是鹅城的那群呆鹅，他们见利忘义，没有承担，在危险面前束手束脚，亦步亦趋，但在利益面前，又厚颜无耻，恣意张狂。

　　《一步之遥》里同样如此。那些围观者，如同嗜血的苍蝇，他们吞咽着别人尸体酿就的香艳八卦，没有任何愧色，反而像是正义在手的法官，他们总是有着特异的能力，用精神胜利法成为这个世界人畜无害的圣人。

　　崇拜者和偶像间的隐秘游戏

　　与对群众的严苛相对应的，是他对那些遗老遗少们深刻的执念。

　　《阳光灿烂的日子》是一个革命小将血色残阳的春梦，一大群人的悲剧成了一小撮人青春荷尔蒙的祭奠场，一个宏大惨烈的时代，成了理想主义梦碎的陪衬。《太阳照常升起》同样如此，从南洋回来的乌托邦梦想家，风流倜傥雄姿英发，却在真实的运动中香消玉殒。《让子弹飞》里的张麻子是一个伪装成土匪的理想主义者，可惜的是，民国初年改天换地的建国伟略一瞬间变成争权夺利的斗兽场，于是他只能用做土匪这种行为艺术来调剂他的苦楚。

　　至于《一步之遥》，马走日是真正的清朝遗老，面对那个改朝换代之后的时代暴发户，他把自己装扮成大骗子，在游戏人间中麻醉自己，最后在生死游戏中，他却无奈酸楚地发现自己比自己预想的要高尚。

　　细想一下姜文的所有电影，其实都在讲自己的那点心事，那个正统红孩儿的伤感。有意思的是，姜文的这种骄傲成了有些人喜欢他的原因，就如同冷血的库布里克一样，他们在对民众皮里阳秋的讽刺中获得了民众授权给他的荣耀。

　　世界总是这么诡异，或许是杨德昌所说的“没有人知道自己想要什么”，于是姜文强力的影像成了某种圣谕，这是一种智商上的五体投地，是崇拜者和偶像之间隐秘的SM游戏。或者说，人类都太善于精神胜利法，都天然地把姜文视为同类，而把姜文所流露出对整个平庸世界的不屑视为只是射向其他人的利箭。（梅雪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