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过去的一年大悲大喜，动宕起伏。在重大事件面前，中国媒体表现可圈可点，但亦有亟须反思之处。这里摘编北京大学电视研究中心部分研究员对2008年传媒表现的思考，以飨读者。回顾与总结，是为了更好地前行。

　　白岩松：电视主持人

　　崔永元：电视主持人

　　胡智锋：中国传媒大学教授

　　敬一丹：电视主持人

　　刘连喜：央视国际负责人

　　陆小华：新华社新闻研究所所长

　　彭吉象：北京大学艺术学院教授

　　时统宇：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研究员

　　王敬松：中国广播电视协会秘书长

　　杨澜：电视主持人

　　尹鸿：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

　　喻国明：中国人民大学舆论研究所所长

　　俞虹：北京大学电视研究中心执行主任

　　朱虹：广电总局办公厅主任

　　雨雪冰冻灾害

　　彭吉象：半个世纪以来，南方从未见过如此罕见的冰冻雨雪天气。公路上挤满了拥堵的车辆，铁轨上停放着停驶的列车。这种情况下，广播发挥了最大的作用，为被堵在回家途中的春运人流及时送去了信息和信心！

　　尹鸿：媒介，对于稳定人心、协调行动所具有的作用，被事实所证明。

　　白岩松：媒体的迅速介入，引发公众对灾情的广泛关注，并为政府出台政策提供事实依据，成为媒体公开透明与政府良性政策之间的合理互动样本。

　　“3·14”拉萨事件

　　白岩松：这是一个值得反思的样本。如果我们第一时间让中外媒体真实地提供事实，情况会怎样？之后值得我们思考的是：我们该怎样向世界发出自己的有效声音？

　　尹鸿：当人被蒙上眼睛的时候，他就只能依靠“偏见”作出判断。西方媒体在拉萨事件报道中，所表现出的非职业偏见如此罕见，除了他们戴着的有色眼镜以外，肯定与他们被蒙上了眼睛的过度反应有关。

　　崔永元：反击境外媒体造假的最强有力的传媒是网络，这不能不引起我们的深思。实际上，在绝大部分信息的首次传递与深度剖析上，网络媒体也正在逐步扮演最重要的角色。

　　传统媒体为何优势全无呢？事情恰恰坏在“传统”上。传统媒体因环顾全局而选择表述方式与传递时机，往往使新闻变旧闻，而片面强调从大局着眼也使传统媒体的观点表达不够直接也不够全面，较少体现一个平台多种声音的魅力。传统媒体过于强调“宣传”的功用，忽略了“媒介”的属性，甚至传统媒体在但求无过的心态支配下，已经出现了大量的程式化词汇和语句，它们是生硬的，缺少感染力也缺乏说服力。且不说“宣传”对否，即便我们完全认可这个词语，也该传达有效，否则，占据最好资源的传统媒体将愈来愈乏力，难有作为。

　　奥运火炬境外传递及抵制家乐福事件

　　白岩松：媒体的一个重要责任是维护理性，而不是激化情绪，在这一点上，我们感性有余，理性不足。

　　杨澜：针对抵制家乐福事件，显示媒体对事实未经详细调查就立即鼓励民众“表态”的盲目性。后经澄清，“向达赖捐款的某法国奢侈品集团”并非路易威登集团，与家乐福就更没有关系。事实与表态，我们是不是更重视后者而忽视了前者才是基础。

　　崔永元：网络的集合力量应当引起我们的关注。但动辄“集体××，共同××”，是泯灭个性的做法。更有苗头显示网络诸多行为呈暴力趋势，将不同的观点和声音以不人道的方式对待，这和祸害中国10年之久的文革运动极其相似。

　　网络参与的扩大化是中国民主的机会，千载难逢，机不可失。我们应反对网民以虐待个性的方式寻找快感，改变人多势众、嗓门大就是真理的落后习气。

　　尹鸿：在一个全球化时代，民族主义往往是一柄双刃剑，也往往成为各种可以言说和不可以言说的动机所利用的社会燃料。中国传媒，体现了尊严，但更应体现一种理性的睿智。

　　“5·12”汶川地震

　　白岩松：第一时间第一现场，中外媒体终于第一次无障碍介入到重大灾情或叫重大新闻事件的报道之中，并因此，成为塑造中国国家形象的一部分。

　　胡智锋：这是一次载入中国传媒史册的重大报道，以央视连续数十天的大型直播报道为代表，中国电视传媒第一次以第一时间向全世界发布信息的重大报道。此次震灾报道以公开性、开放性、全面性呈现了中国电视的直播魅力，发挥了电视传媒极大的政治动员、社会动员能力，塑造了良好的国家形象，为中国电视传媒赢得了空前的尊严和声望。

　　敬一丹：如果说“5·12”地震是一部大书，那么，媒体是其中一个重要的章节。地震期间，媒体空前的开放透明拉近了非震区与震区的距离，拉近了上下左右的距离，在传播中产生了凝聚人心的力量。相信受众，相信媒体，这是这次地震报道留给我们的遗产。

　　尹鸿：多难兴国，多难兴新闻，这次非常态报道，也许正是中国新闻常态改革的起点。

　　喻国明：从传播的空间维度上看，这一次中国传媒的报道“宽度”仍旧失之于狭窄——始终以行政逻辑作为自己的报道逻辑和报道重点，缺乏资讯传播的结构性“宽度”及自主设置社会议程的能力。

　　朱虹：这是新中国广播电视事业发展59年来，对重大突发事件报道最为及时、最为公开、最为充分的一次；是创新探索最多、领导和群众评价最高的一次；是在国际国内树立党、政府和国家、民族良好形象最为成功、最受世界称赞的一次；是中国广播电视媒体争夺世界传播话语权最为主动、最为有效的一次。实践证明，只有及时准确、公开透明地对重大突发事件和重大活动进行报道，才能占领舆论引导制高点，赢得新闻报道话语权，掌握国内国际舆论引导主动权，才能在国际媒体的竞争中提高新闻报道的原创率、首发率、落地率，提升媒体的传播力和影响力。

　　“6·20”胡锦涛视察人民网并在线与网民交流

　　刘连喜：一个有趣的发现，信息时代的国家领导人都不约而同地走向互联网，无论是胡锦涛与网友在线交流，还是奥巴马依靠facebook聚揽人气，尽管具体方式和参与深度有所不同，却都向我们昭示出互联网在现代社会中不容忽视的政治意义。

　　网络已成为无可替代的民意聚集地，极大地激发了公民的参政热情，并凭借其迅速的传播力成为惩恶扬善的舆论推手。有了国家最高领导人的认可，相信网络在推动国家民主政治改革、推动社会进步的进程中会发挥更大的作用。

　　时统宇：来自最高层的对网络的这种高度评价，有着牢固的现实基础。从“华南虎事件”到“史上最牛钉子户”，一直到“胡哥”、“涛哥”、“温宝宝”、“什锦八宝饭”的公开见诸报端，2008中国新闻传播的进步可见一斑。

　　喻国明：以网络为代表的新媒体获得了主流媒介的官方认可，中国的新媒介步入主流影响力的时代。

　　尹鸿：中央领导对互联网舆论的关注，必将引起社会各种力量对互联网信息更强烈的介入。各种政治、商业、非理性动机的出现，都可能改变互联网生态环境。如何在保证互联网对公民言论权、知情权的尊重的前提下，有效地提高互联网信息的真实性、合法性和基本的伦理性，将成为互联网发展面临的难题。

　　“6·28”贵州瓮安事件

　　白岩松：2008年中国媒体行为中的标志性事情，对这件事迟缓两天后的公开报道，记录了转变的挣扎和挣扎后的变革之心，意义超越“5·12”地震报道，并留下社会遗产。

　　时统宇：“瓮安不安”是解读瓮安事件的一个关键词。这之后，影响最大的群体性事件大概非一些地方的出租车罢运莫属。公开、透明已经成为新闻报道这类事件的一种常态。

　　俞虹：2008群体性事件频发，瓮安为起始。虽然起因各异，但媒体何时介入，如何报道？已然成为左右事件发展与进程的重要因素。伴随着中国社会民主进程的推进，如何面对政府与民众的利益冲突问题，是摆在媒体面前的严峻课题。

　　北京奥运会

　　白岩松：近4万名境外记者，在中国境内进行更宽松环境下的“显微镜下的报道”，告诉我们——如果你足够自信，没有什么可担心的！并使得因奥运而制定的境外记者采访条例，之后成为常态。

　　尹鸿：中国电视，在全球超乎寻常的关注中，在种种不可避免的干扰下，在付出了或多或少的代价和学费以后，在经过不断地自我调整和校正之后，像一个赶考的学生，成功地通过了这场受到全世界检验的大考。中国电视的奥运报道，显示了我们国家更开放、更宽容、更民主的信心和能力；民众更文明、更博大、更关怀的胸怀和气魄；电视人更职业、更理性的潜力和前景；我们的民族更全球、更普世的情感和价值。尽管一开始，“北京奥运”被赋予了过多的“政绩色彩”，但奥运的成果却远远超出了“国家政绩工程”，通过媒介的报道，它也成为一个民族的“文明工程”，一个国家的“民主工程”。

　　俞虹：北京奥运报道做到了在世界的舞台上唱世界的戏而非仅仅是中国的戏！通过赛事报道，实现了对奥运精神的追求与人类普世价值意义的建构。

　　三聚氰胺奶粉事件

　　白岩松：即使在奥运期间，也不能阻止负面事件远离公众，一个媒体的介入足以带动几乎所有媒体的跟进，体现着针对某类事件中国媒体的“中国式”配合方式。

　　陆小华：依然是一个不大的新闻机构的一篇不大的报道，撕开一个惊人事件的一角。有报道说，添加三聚氰胺是行业内的潜规则。值得深思的是，有着敏锐触角的新闻记者，为何对这样的潜规则没能更早发现呢？

　　喻国明：由三聚氰胺奶粉事件反思2007年“纸包子”事件对于中国传媒业的打压和“封口”是多么愚蠢和可悲。痛定思痛，我们的最大愿望就是：“用我们管理意识形态的方式去管理食品安全；用过去那种管理食品安全的方式去管理媒体。”

　　崔永元：我更关注的是三鹿集团以外的奶粉企业。中国奶业最负盛名的两家企业也是黑榜有名，为何媒体对他们却表现了最大的宽容和体谅？为何在搜索引擎上都搜不到他们的负面消息？答案在奶界与媒界都心知肚明。没过几天，这两家企业就已整改完毕，新奶上市，各路媒体不惜篇幅为他们大做宣传与广告。媒体的危害远比毒奶粉要厉害得多！

　　山西矿难封口费事件

　　白岩松：以黑色幽默的方式证明着媒体在当今时代的力量，“如果没有力量，何必要封你的口”？但也以让人难堪的方式，证明着中国媒体的内部分化程度，以及生存对传媒的负面影响和压力。

　　刘连喜：戴骁军被单位划清界限是此次事件衍生出来的最耐人寻味的一个情节，也因此让我们看到，“封口费”的背后并不仅仅是职业道德缺失、人员素质低下这么简单，而且是媒介生态环境的扭曲变形，是媒介政治与市场双重属性下难以避免的媒介寻租。说到底，良心还需要体制的保护与支撑。

　　喻国明：是中国传媒人的耻辱，更是那个把负面事件的报道变成“稀缺资源”的制度的耻辱。

　　俞虹：媒体的自律与监督制度的建立当成为重大议题。媒体是社会的监督者，但是谁来监督媒体？在呼吁媒体监督制度完善的同时，更希望媒体人用理性和责任支撑起自律与自觉。

　　全球金融危机

　　陆小华：金融危机百年未遇。对新闻记者和媒体来说，最难的不只是如何报道突发事件，更是如何报道金融危机这人所共知的事件。在危机蔓延及应对的每一天，人们都会问发生了什么，意味着什么，会产生什么影响，怎么办？在这样的时候，人们自然更多要求新闻媒体拿出自己的分析和见识。因此，新闻媒体竞争的并不是或不只是独家报道，而是独家分析、独家判断、独家购买意识；竞争的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新闻发布权，而是解释权。危机应对正在继续，对新闻媒体和新闻记者的考验也正当时。当然，也是一种机遇。

　　喻国明：2009年媒介的经营形势趋紧。其中，传统媒介的经营压力更大，新兴媒介的机会显现。传媒融合时代在市场压力下到来。

　　在内容把握上，我们的媒介还不善于占据“解释权”的高地，简单照搬西方的话语逻辑，客观上在“输出恐慌”，这或许成为中国媒介传播的一大弊害。

　　朱虹：危机之中有机遇。1929年的世界经济危机中，好莱坞生产了《1933年淘金者》、《42街》、《白雪公主和7个小矮人》、《绿野仙踪》、《愤怒的葡萄》等一大批优秀电影，形成了经济危机中的电影繁荣局面，并给经济大萧条中的人们带来希望、勇气和乐观精神。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中，韩国确定了文化立国的发展战略，将文化产业确定为国家支柱产业，颁布了“文化产业发展5年计划”等一系列措施，实现文化产业的跨越式发展，为韩国走出金融危机作出了巨大贡献。

　　面对当前世界范围的金融危机，我们要借鉴国外经验，认真研究应对金融危机的对策，促进我国文化产业的快速发展，把文化产业作为国民经济新的增长点，让文化产业成为化解金融危机的一个利器。

　　展望2009

　　尹鸿：如果能将2008年那些非常时期的报道转变为常规时期的报道原则，不再回到歌功颂德、塑典型、说套话、无节制煽情的宣传老路上去，不再将丧事喜办、空言“伟大胜利”，那么，中国媒介、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在人民心中建立起来的信任和信心，将是一笔巨大的社会精神财富。2009年，对于我们的新闻媒介，特别是新闻媒介的管理者来说，如果不将2008中国新闻的成就变成歌功颂德的功德碑，而是当做中国新闻真正向前一步的里程碑，那么中国新闻就会再向前一步，中国也会向前一步，民众、包括世界对我们的信任和尊敬同样会向前一步。

　　王敬松：中国传媒要想获得突破性发展，关键在于对传媒行业性质的根本调整。如其他行业一样，传媒业走向全面的、多样的、彻底的市场化才是符合其发展规律的。实现此点，非一时之努力和变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