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当面临知识更新、学业压力、职业迷茫乃至存在性的焦虑时，不少年轻人开始向某个领域的专家寻求“解方”，以至于“遇事不决问项飙”渐成风潮。与此同时，越来越多的学者正主动走向青年文化的“现场”，在问题与思想共情中展开对话、构建理解。

　　从专家学者“出圈”看“可对话权威”群像

　　身处社会快速转型期的当代青年面临着不少矛盾：物质丰裕与“意义贫困”并存，发展机遇与“内卷”空转同在，他们习惯在数字世界中获取信息、表达自我，往往也更深地体验和承受着项飙所言“附近的消失”带来的孤独与原子化处境。在此背景下，不少青年以“爹味”为喻，嘲讽并建议学者不要“随地大小爹”“好为人爹”。

　　在青年中“出圈”的专家学者，则实践了一种“去权威化的权威构建”，他们在公众传播中的自我剖白极大地消解了学术权威常有的神秘感与距离感，为面向青年群体的真诚对话奠定了基础。这些“可对话权威”擅长实现单纯学术概念的“生活化转译”，由此与青年群体建立了深度连接。

　　比如，文艺理论专家汤拥华深入不少年轻人迷恋的短剧世界，躬身入局并试图理解其中的情感机制与文化逻辑，展示了人文学者对青年文化消费习惯的尊重。

　　北京大学哲学系系主任程乐松教授一个多月前的开学致辞亦被网友称为“封神”，他坦诚地谈及焦虑、挫败和懊恼等情绪并赋予其以哲学意义上的合法性。这种平等共情让现场内外的青年感受到的，不仅仅是权威的温情化，更是一种前所未有的“被看见”“被理解”和“被尊重”。

　　从青年心理机制和需求看认同何以形成

　　“可对话权威”作为一个群体的兴起，在于其高度契合了当代青年的心理机制和认同需求。

　　首先，是情感认同的建立。舍弃“我们当年如何如何”“现在的年轻人如何如何”的训话语态，“可对话权威”从不对青年进行单纯道德评判，而是将其迷茫、焦虑等情感解读为一种结构性困境，因而能够引发青年的强烈共鸣。正如项飙主张“内卷不是你的错”，程乐松肯定“想不开”的价值，这些是对青年处境抱有深刻理解的“共情和同情”。

　　其次，是高阶知识价值的获得。“可对话权威”提供的不是空洞的理论，而是有专业思想支撑的、高阶的、可操作的方法论。比如，项飙建议青年通过“重建附近”来对抗意义贫困；汤拥华通过对短剧的分析，引导当下青年思考文化消费背后的心理机制……这些高阶的“思想工具箱”让青年获得了跳脱局限的思想支点。

　　再次，是身份认同的强化。“可对话权威”的对话方式和姿态让青年感受到了基于平等的被尊重和被理解，这种立场特别契合那些自认为处于主流边缘的青年群体的心理需求。

　　最后，是参与召唤中驱动积极心理与积极行动。从项飙对话体式的文本结构，到汤拥华、程乐松等基于青年文化语境的演讲，“可对话权威”的话语形式本身就在邀请青年参与进来，形成建设性的共同行动。这种尊重主体性的“共同参与行动”会带来积极心理与积极行动。

　　超越个案和现象：对青年工作与理论传播、思政话语的启示

　　“可对话权威”群体的出现，远远超出学者走红、网红变现的个案意义，它为如何有效构建与新时代青年的对话通道提供了不少启示。

　　青年工作需要一场从“语态”到“姿态”的深层转型。青年工作者需从单纯的“教育者”转向“陪伴者”和“赋能者”，从使用“你应该”的训导式语言转向探索“我们如何”的共建式语言。这种转型不是简单的技巧调整，而是涉及“对话哲学”的转变：从单向的灌输变为双向的交流，从简单提供答案变为共同探索。

　　理论传播和思政话语的创新需融合“意义供给”与“方法供给”。“可对话权威”既命名了某些精神困境，又提供了应对的思维工具。未来的理论传播和思政工作，需要更加注重将宏大的理论价值转化为青年可感知、可操作的生活实践，引导他们在实践中体验价值，在探索中坚定信念。

　　“可对话性”的本质是信任关系的重建。“可对话权威”在青年群体中的权威感，源于其专业性、真实性和实用性的三位一体。他们的影响力，很多时候无关乎其职位或头衔，而是来源于能否真正理解并回应青年的真实处境，能否以青年认可的方式提供有价值的引导。新型对话关系的构建需要建立更加平等、开放的交流场域，这种从“传授”到“伙伴”和“共创”的场域重构，需要制度性变革的支持，包括相关考核方式的改革、交流平台的搭建、评价机制的创新等。

　　“可对话权威”映照出沟通的可能形态——一种基于平等、共情与赋能的对话共同体，也为我们打开了一扇门：一扇通往更具对话精神、更富人文关怀也更有效的青年思想引导工作新范式的大门。当然，借鉴“可对话权威”的经验时，我们追求的并不是简单地复制某个模式，而是在尊重青年特点的前提下实现有效引导，在系统和动态之中找到破解当代青年工作困境的密钥，从而开创理论传播和思想引领工作新局面。

　　（作者系重庆医科大学青年教师）

　　薛静 来源：中国青年报

　　2025年10月26日 03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