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不卖公器，动为苍生谋”，出自唐代王维《献始兴公》，是诗人对贤相张九龄的赞美。此诗意为，权力不是可以用来交易的私有物品，行使权力的一举一动都应为百姓的福祉谋划。诗句深刻揭示了治国理政的核心在于公权不可私用，其存在和施行的目的是为苍生百姓谋福利。

　　为政者能否严守公私界限，绝非个人品行小事，而是关乎政权稳固的根基。公私界限清晰，则民心汇聚、政通人和；若公私混淆、公器私用，便会侵蚀执政根基，动摇民众信任，终致人心离散、乱象丛生。

　　其一，公私分明是树立威信、赢得民心的根本。东汉许慎《说文解字》释“公”曰：“公，平分也。从八，从厶。八犹背也”。“八”是“背离”，“厶”是“私”。指出“无私即公”的内核。《明史》记载，于谦任豫、晋巡抚时，“每议事京师，空橐以入”，不仅不带礼物，还以“清风两袖朝天去”的诗句明志，正是于谦的坚守让民心顺服。先秦典籍《六韬》曰：“利天下者，天下启之；害天下者，天下闭之。”若公器为私所用成为常态，必然侵蚀百姓对权力的信任，导致民心背离，最终动摇国本。

　　其二，公私分明是破除朋党、防范内患的保障。《尚书·洪范》垂戒：“无偏无党，王道荡荡；无党无偏，王道平平。”春秋时期，名相管仲临终前，齐桓公询问继任人选，管仲否定了与自己私交深厚的鲍叔牙，认为其性格严苛难以容人，转而举荐隰朋。管仲任人唯贤，不徇私情，辅佐齐桓公成就霸业，被尊为“春秋第一相”。相反，据《后汉书》记载，东汉后期，梁太后之兄梁冀“一门前后七封侯，三皇后，六贵人，二大将军”，几乎垄断中枢要职。外戚专权使王朝统治爆发深层危机，终致黄巾起义，诸侯纷争，社会“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四百年汉祚遂以分裂告终。公论不彰、私欲膨胀，终会导致祸起萧墙，威胁政权根基。

　　其三，公私分明是政令畅达、治理高效的关键。历史上著名的“文景之治”，是依靠“公器公用”原则缔造盛世的典型范例。《汉书》记载，汉文帝刘恒欲建露台，召集匠人计费，听闻需花费“百金”，便说：“百金，中人十家之产也。吾奉先帝宫室，常恐羞之，何以台为？”汉文帝、景帝清正克己、休养生息，终使国库充盈、百姓安居，开创了“京师之钱累巨万，贯朽而不可校。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充溢露积于外”的社会繁荣局面。严持公私界限，使公器尽归本位，资源悉为民谋，方能使上下同心同向，号令畅行如砥，激发出惊人的治理效率，臻于“政通人和”之境。

　　《商君书》曾言：“蠹众而木折，隙大而墙坏。”蛀虫多了，木头会折断，裂缝大了，墙壁会倒塌，而公器私用这类为政之“蠹”若泛滥，便会像蛀虫与裂缝般侵蚀国家根基。纵观历史，公器私用的行径往往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曰权钱交易，化公器为私库。南朝刘宋时期，邓琬父子“并卖官鬻爵，使婢仆出市道贩卖，酣歌博奕，日夜不休”，造成“群小横恣，竞为威福，士庶忿怨，内外离心”的不正之风。《管子》有云：“货上流，则官徒毁。”将国家赋予的权力作为计价筹码，是公权最严重的异化表现。公权牟利一分，则人心溃散一寸，终如决堤之水，尽毁社稷基业。二曰优亲厚友，使公门若家宅。古之民谚“一人得道，鸡犬升天”，恰是这种家族化公权的生动注脚。唐玄宗天宝年间，杨国忠凭椒房之宠执掌权柄。《旧唐书》载其“自侍御史以至宰相，凡领四十余使”。白居易在《长恨歌》中曾讽刺当时乱象，“姊妹弟兄皆列土，可怜光彩生门户”。裙带泛滥之日，大厦将倾之时。三曰挥霍无度，视公帑如泥沙。历史上，有志之士常对此种享乐奢靡之风作出辛辣批判。杜甫曾描绘过安史之乱前夕唐王朝官宦阶层的腐败景象，“况闻内金盘，尽在卫霍室”，“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李商隐更是犀利道破，“历览前贤国与家，成由勤俭破由奢”。慷国家之慨，耗民脂民膏，穷奢极欲，最为不仁。

　　“善除害者察其本，善理疾者绝其源”。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不乏肃清公器私用之弊的宝贵政治经验。

　　治吏必先立法，如商鞅变法提出“刑无等级”，“自卿相将军以至大夫庶人”，犯法则刑，“有功于前，有败于后，不为损刑”。韩非疾呼，“刑过不避大臣，赏善不遗匹夫”。唐高宗年间修订《永徽律疏》，其中“六赃”罪名直指六种非法获得公私财物的犯罪，明辨公私，严惩不贷。宋代杨万里说：“法存则国安，法亡则国危。”约束公权的核心智慧，正是不断完善立法与强化执法，以法的刚性力量筑牢公权运行的边界，让公器始终服务于公共利益。

　　监督实则权畏，监督虚则权狂。《战国策》记有齐威王悬赏纳谏一事，“群臣吏民能面刺寡人之过者，受上赏”，使齐国不战而胜，所谓“战胜于朝廷”。北宋包拯担任谏官期间，公然弹劾“国丈”张尧佐，请宋仁宗“断以大义”，成为历史佳话。古之明君如李世民，深知“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的智慧；古之诤臣如魏征，颇具“犯颜直谏”的风骨。于是有“贞观之治”，公器固而民心安。约束公权的另一重要智慧，在于强化监督，构筑防范公权滥用的防线。

　　在源远流长的德治文化中，始终将“廉”字奉为公权伦理之圭臬。名臣杨震赴任东莱太守，故人王密夜间到访，赠金十斤，并言“暮夜无知者”。杨震正色拒绝：“天知，神知，我知，子知，何谓无知者”！《礼记》云：“莫见乎隐，莫显乎微，故君子慎其独也。”先贤“慎独”之品格，垂范天地。约束公权的深层智慧，在于以“为政以德”涵养道德自觉，让“廉”与“慎独”的品格融入公权运行，方能永葆“天下为公”的本色，让公权始终造福于民。

　　公器究竟应当如何“动为苍生谋”？首先，用公器健全民生制度，保障百姓需求。古代善治之人，能将公权力作为普惠性民生建设的依据。苏轼调任杭州期间，杭州大旱，随即爆发严重瘟疫，苏轼以私人俸禄加上社会捐资，很快建立起中国最早的公立医院“安乐坊”，使瘟疫得以有效控制。明太祖朱元璋推广养济院，收容无人赡养的老人；设置惠民药局，避免贫民无法就医。公权为百姓着想，才能巩固民生根基。其次，用公器启动应急机制，守护百姓安全。古人在构建公共应急机制上展现出卓越的智慧。北宋时期，黄河决口，百姓流离。时任青州知州的富弼有序调度，开仓放粮，规劝富户帮助灾民，开放山泽森林，鼓励种植自救，终于救活流民无数。公权聚焦“急难愁盼”，才能真正办好实事。最后，用公器畅通民意渠道，解决百姓困难。畅通言路，方可确保下情上传。武则天执政时期，于宫门设四色铜匦，其中白匦置于西面，专接民间申冤陈屈的状纸。宋太宗年间，设置登闻鼓院，目的是“万邦之事无隔于九重”。

　　“所不卖公器，动为苍生谋”，强调的是公权不可私售，行事当为百姓谋划，是对公权本质与为政宗旨的精准诠释，彰显了中国士大夫以民为本、坚守公义的价值追求。当每一分权力都保持对“尔俸尔禄，民膏民脂”的敬畏，才能真正实现“以公灭私，民其允怀”。当每一项决策都遵循“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的准则，才能真正做到“民为邦本，本固邦宁”。当法度、道德与监督共同作用，在实践中共铸公器不私、公权不堕的政治形态，权力才能够真正取之于民、用之于民、造福于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