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苞《古文约选》书影 资料图片

　　 “传统”的含义，众说纷纭。钱穆先生在《中国文化精神》中有一生动解说：“传统必有‘持续’，如手上拿一东西没有掉，继续拿在手，是持也是续。”这一说法将“传统”中人的能动性和责任感激活，重现“文武之道，未坠于地，在人”（《论语·子张》）。对于延续二百余年、支流余裔蔓延天下的桐城派而言，能持拿在手、使之未坠于地是何物？最简要的回答是书。桐城人的“不丢”之书，不是一般的应试或通俗之书，而是古书中的经典；同时，桐城派阅读经典也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泛泛而读，而是自有一套“经典学习技艺”，这套技艺兼具技术性和社会性，在学习实践中能为读书人提供切实的步骤与工具，能促进关于经典的记忆、体认与共享。大致而言，桐城派这套经典学习技艺包括经典主次的安排、文学思想的提炼、选本的编辑与更新、读书次第的设计、批点的传抄与过录、诵读之法的讲求等。细究桐城派的重要主张和做法，皆有深浅不等的来源和远近不同的传统。桐城派的卓越之处，是在实践中逐渐将关于经典学习的点滴心得汇聚融合成较为具体的理论与方法，并转化或“拆解”为一套可以上手的技艺，所以响应者、受益者众多。西方古典学研究重视古典被接受的历史，也探讨“在研究和解读这些方面时所使用的不同方法”（内维里·莫利《古典学为什么重要》）。桐城派在发展的过程中，其“经典学习技艺”也应值得关注。桐城派能演变成中国文学史上成员最多、延续时间最长的文学流派，在桐城派作家的弘道精神、人才辈出之外，该流派的“经典学习技艺”有助推和塑造之功。

　　 文学流派的形成要有诸多要素的促合，按照《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国文学”分册提供的解释，“思想倾向、艺术主张、审美观点”必不可缺，这类内容其实就是流派的文学主张。桐城派最重要的文学主张的出现，颇具意味。江小角将桐城派的发展划分为四个时期，方以智、钱澄之被视为“桐城派的先声”，而戴名世、方苞、刘大櫆被列为“初创时期”的代表人物。方、钱甚至包括戴名世关于文章虽各有论说，然很有可能是特色不鲜明，被众声遮掩，远不及方苞能树立鲜明旗帜，既编出《古文约选》标举清真雅正古文的范本，又提出简明扼要的“义法”主张：“古文所从来远矣，六经、《语》、《孟》，其根源也。得其枝流而义法最精者，莫如《左传》《史记》，然各自成书，具有首尾，不可以分剟。”（《古文约选序列》）方苞“义法”之说，在他的《又书货殖传后》等文中数次强调，又有《左传义法举要》专门讲求。戴名世抱振兴古文之志，亦有论说，“古文之法，则根柢乎圣人之六经，而取裁于左、庄、马、班诸书”，似离桐城派开山宗师仅一步之遥。方、戴比照而言，除声名、官位悬殊外，很可能是戴氏缺少一种经典提炼方法与传播手段，即提出近似口号的主张与编辑文章选本。

　　 此后影响更大的姚鼐，在《古文辞类纂》之外，兼取“义理、考据、文章”，又从《易》《诗》《书》《论语》中总结出文章有阳刚、阴柔之说。姚鼐的选本策略及两种论点后被曾国藩全面继承发展。“曾国藩善为文而极尊‘桐城’，尝为《圣哲画像赞》，至跻姚鼐与周公、孔子并列。国藩功业既焜耀一世，‘桐城’亦缘以增重。”（《清代学术概论》）曾国藩对桐城派的推动巨大，纂《经史百家杂钞》《古文四象》，有意辅助或更新姚氏选本；曾氏别出心裁制作“圣贤系列”，推尊圣贤先儒三十余人，姚鼐名列其中。曾氏还有更精细的实践，咸丰元年七月，他在日记中提出义理、词章、经济、考据之学，并与孔门四科比照，以显示取法乎上；作为配套资源，曾氏还列出“基本书籍”：四子书、《近思录》（义理），《经史百家杂钞》《十八家诗钞》（词章），会典、《皇朝经世文编》（经济），《易经》《诗经》《史记》《汉书》（考据），宣称凡读他书，“皆附于此十书”，“如木有根，而枝叶附之”。有此十书及三十多位圣哲，古代圣贤及经典殿堂已有格局气象。对于读书人而言，曾氏提出了明晰的“必读书目”和圣贤、大家名录，使学习有所依循。曾氏这些主张，他本人积极实践，自咸丰六年起督促儿子曾纪泽循序渐进读系列经典，并指示阅读之法。如此看来，曾国藩本人以及包括姚鼐在内的众多桐城派学者，以研习经典作为“有本之学”，并由己及人，由内及外，通过书院讲学、私塾传授等方式将入门途径、研习方法、学说主张不断传承。

　　 桐城派在发展过程中，逐渐形成颇具特色的传承方法，如以《古文辞类纂》为中心的古文选本系列，影响深广。桐城派的选本技艺多有学者讨论，其中有一点值得注意，就是选本系列中有核心选本，然这并不限制后出诸多选本的问世，在核心选本周边还产生不少选本，这些周边选本或接续，或简化，皆根据编选者的研习心得和社会应用需要不断调整，如方宗诚精选唐宋八家文为《古文简要》，以便初学，又有设想：“取周、程、张、朱以来大儒之文十余篇，可以上配六经者，列为一书，曰《斯文正脉》。”（《古文简要叙》）方氏之举，反映出桐城派所选之文中心稳固、周边灵活的趋向，这也保证了古文流派的活力。

　　 如果说桐城派的选本主要是向外传播，那么批注经典以及过录诸家批注则是面向自身的日常修炼，是为己之学。以刘声木《桐城文学撰述考》统计，方苞51种著述中有批注13种，刘大櫆30种中有15种，姚范16种中有11种，姚鼐45种中有17种，而晚近的吴汝纶123种有98种。姚永概于光绪十四年四月二十二日日记有“理先世手校书三筐”的记录，其中记载了战乱后姚家所存姚范校点《左传》等经部书、《史记》等史部书、《庄子》《老子》等子部书、《韩昌黎集》《杜工部集》等集部书共29部，其中杜注《左传》、朱注《杜诗》有姚范评点。桐城派前贤的批点成为桐城派后学研习经典的津梁，在桐城派内部或姻亲友朋圈中，过录前贤批点已成为一种风气。晚清桐城派北传后，北方桐城派名家贺涛也用此法研习经典，贺涛之子贺葆真光绪二十三年末记载父亲过录批点书10多种，此前日记中时有稍具体的记录，如《贺葆真日记》光绪十七年十一月五日载，“吾父仿临刘海峰评点《左传》。吾父之抄《仪礼》也，先以朱绿两色评点将抄之篇，病目后亦然”；十二月十六日记，“吾父已止评《仪礼》，乃临姚姬传、吴挚甫两先生评点《诗经》”。据新近出版的《萧穆日记》，这些要籍也大多在萧穆所记录的过录批点书单中出现。沉潜往复，从容含玩，批点本是桐城派作家研习的重要资源，而过录批点，让桐城派后学和学习古文者经历一种“手工实践活动”。古人读书，有手到、目到、心到之说，手到是圈点，是主导，熊十力先生说，“手之所至，而目注焉，而心凝焉”（《复性书院开讲示诸生》）。如此研习，读书人能从圈点、过录批注的实践中体会到经典义理、读书方法和作文规则，并在比照磨合中将桐城派的主张、经典知识内化，从而造就一种身与心、感性与理性、经验与理论融合生长的学艺机制。

　　 桐城派论文，多有“根源”“根柢”“有本”“如木有根”等语词，这类论说，似延续韩愈“养其根而俟其实”“根之茂者，其实遂”之说。这种源自经典的“根”，赋予他们的言行以天经地义般的合法性，还为他们提供观看世界的方式、应对变化的能力。桐城派“扎根”经典，以切实的“经典学习技艺”造就了可以持拿在手的古文传统。“存斯文于不绝，绍先哲之坠绪”，桐城派作家的作为和这一文学流派的发展史给我们的启示是：“我们相信过去（此处可理解为经典）能让我们认识自己的身份，认识到自己在世界上所处的位置，认识到我们的习俗和行为的根源。”（《古典学为什么重要》）

　　 （作者：徐雁平，系南京大学文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