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当代中国而言，电影的构建与发展有其精神的内在本质和本土的艺术意识，这是中国电影历史经验的产物。以长时段的视野理解历史结构变迁里的中国话语及走向，有助于形成有关构建国家战略影像主体价值的话语力量，进一步增强电影艺术创作的思想自觉。

　　电影历史的再发现

　　电影在中国有着百余年发展历史。1905年，丰泰照相馆老板任庆泰组织拍摄了京剧《定军山》，由京剧艺术大师谭鑫培主演，开启了中国电影本土制片的旅程。这部电影完成后在大观园影戏园、吉祥戏院放映，当时引起巨大轰动，也给了任庆泰等创作者以莫大的激励。戏曲与电影结合，成为中国电影创作的历史性起点。此后，谭鑫培的《长坂坡》，俞菊笙的《艳阳楼》《青石山》（1906年），俞振庭的《金钱豹》《白水滩》（1907年），许德义的《收关胜》（1907年），小麻姑的《纺棉花》（1908年）等剧目片段，被陆续以电影的形式记录下来。中国电影的开端便是与传统文化艺术的结合。

　　在百余年中国电影创作的发展过程中，从故事短片与长片的实验，到民族电影创作和题材的多样性选择，再到改革开放后电影的复兴与变奏，广大电影工作者坚守中华文化立场、讲好中国故事，反映中国人审美追求，对中国电影的发展具有导向作用。早期的电影创作者如郑正秋、史东山、蔡楚生等人拍摄的《难夫难妻》《孤儿救祖记》《啼笑因缘》《儿孙福》《小玩意》等，观照现实、反映生活、努力求真，“剧本取材、演员服装、布景设计，皆能力避欧化，纯用中国式”，以影像化的方式比较广泛地展现中国社会图景。这一阶段，构建中国话语成为引领民族电影创作的旗帜。2013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要精心做好对外宣传工作，创新对外宣传方式，着力打造融通中外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如今的电影创作通过传播当代中国价值观念、体现中华文化精神、彰显中国审美旨趣，富于本民族的活力和创造性，正在加快构建中国话语和中国叙事体系。文艺是时代的号角，电影的创作无法脱离时代因素而存在，但是，一部优秀电影创作的最主要前提是引发观众的兴趣，因此离不开丰富的艺术信息量和新颖的文化创意，其中所蕴含的中国话语及其艺术逻辑更是成为决定一部作品成功的关键。

　　时间之流：电影与中国话语

　　梳理并解释电影的历史进程，审视探寻电影发展与转变过程中蕴含的内在逻辑、外部轨迹以及场域特征，是电影史研究的重要任务。在回顾和探讨中国电影百余年发展的起源和内容中，中国话语指出并描绘了我们共同的航向。

　　社会发展推动电影转型与变革，影响其转折和前进方向，电影又反过来成为强有力的舆论，二者互相推动。电影扎根生活，具有广阔的互动与对话的可能，越来越成为一种最具群众性的艺术形式。从《春蚕》《一江春水向东流》到《小城之春》《哀乐中年》等影片的创作，电影创作者与时代同步伐、与人民同呼吸，虽时有对革命事业激昂情绪的抒发，但情节叙事仍意在抓取民间素材进行创作，以普通百姓日常生活与真实场景为创作源泉，挖掘人性善恶、洞悉生活本质，把握时代变动中的道德精神。同时，电影也形塑生活，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国电影话语建构之路的重心发生了转移，《我们村里的年轻人》《五朵金花》《鸡毛信》《南征北战》等乡村题材或革命历史斗争/军事题材的创作逐渐占据主流，革命文化和民间文化间形成了一种特殊的联系，这类电影“同时是革命文化对于民间文化的一个强有力的改写”。电影创作的中国话语，找到了一个大显身手的舞台。

　　伴随电影业态的演变，当代中国电影工业展现出独特的创作格局与发展趋势，即利用独一无二的元素组成中国话语，积极打造传播IP，不断增强中华文明传播力影响力。20世纪90年代，娱乐电影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推动下逐渐兴起，《甲方乙方》《不见不散》《双旗镇刀客》等相继面世。以张艺谋、陈凯歌为代表的“第五代”导演成为中国电影事业的中坚力量，执导的影片《大红灯笼高高挂》《菊豆》《霸王别姬》等屡屡在国际电影节中获奖，也成为中国在电影层面上接轨国际和对外交流的表现。随着对外开放的扩大与电影的艺术创新、技术进步，电影愈发被赋予特殊的中国意义。面对好莱坞电影的强势竞争，中国电影产业逐步进行管理体制改革，极大地解放了电影生产力。与此同时，张艺谋、陈凯歌等导演乘势而上，陆续推出《英雄》《十面埋伏》《无极》等，确立并巩固了“中式大片”的市场地位。尽管“中式大片”在叙事、美学层面上仍有可商榷空间，但它们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不容忽视，越来越多的“中式大片”相继出品。

　　新时代以来，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新的历史性成就，实现新的历史性跨越，电影产业也取得了长足发展。在讲好中国故事的时代需求下，电影市场开始走向类型化，与主旋律电影彼此呼应、有效结合，从《建国大业》到《战狼》系列，再到《我和我的祖国》和《流浪地球》系列，独特的中国话语为电影创作提供了内核与驱动。与此同时，越来越大的电影市场需求带动更多的海外电影引进中国，反过来刺激中国电影提高创作质量和水平。近年来，我国与一些重点国家和地区特别是“一带一路”国家间的文化交流持续深化，为中国电影的对内对外传播带来更多的机遇。推进电影实现在国家、技术和全球等语境下的转型与突破，促进了以文明交流互鉴为核心的全球文化交流，并有力推动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播形成多种技术文化传播矩阵，充分发挥出这种文化传播方式的创新效能。

　　影像中国与新质生产力

　　电影作为一种物质生产与精神生产的结合物，承载了在意识形态、宣传教育、科学技术等多个层面的内涵。中国电影典型文本的多样性及其创作活力，需以科技创新为根本驱动摆脱传统业态的限制，有赖于国家元素的关键性参与。新质生产力是传统生产力的跃升，电影与科技的结合，让新技术成为电影创新发展的新质生产力。加快形成电影产业新质生产力，增强电影产业发展新动能，有助于不断满足人民群众多样化、多层次、多方面的精神文化需求，不断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提升中国电影话语的传播力、影响力和竞争力。

　　新技术革命为电影带来全新的可能性。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指出：“互联网技术和新媒体改变了文艺形态，催生了一大批新的文艺类型，也带来文艺观念和文艺实践的深刻变化。”一方面，技术革命带来了媒介之变，当智能手机以移动终端的方式伴随着每个人，几乎成了我们身体的延伸，即所谓“媒介是人的延伸”。社交媒体与数字技术的发展让新的媒介平台不仅仅是传递信息的工具，自身也成为内容创造和分享的重要部分。另一方面，世界正在进入以信息产业为主导的经济发展时期，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的融合发展不断为传统产业培育新增长点、形成新动能。这一系列新质生产力，解锁了电影创新的无数可能性，使电影本身通过新媒介、新平台、新技术表现出一种多元的、丰富的未来性。

　　戏法人人会变，巧妙各有不同，寻求认识“何以中国”的影像方式，不能回避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的变革带来的重要机遇，必须在电影产业的自我革新中实现“弯道超车”。从大数据助力电影工业发展，到如今生成式人工智能（如文生视频、图生视频）等新兴技术参与电影创作应用，多种新兴影视样式与影像创作模式迅速出圈，产生了重要的社会影响，也潜藏着巨大产业前景。这种未来电影发展的集成化、智能化和国际化，也为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全面提升国际传播效能培育了新的动能。因此，新时代电影人所肩负的重要使命便是探索构建和表达中国话语，扬长避短、兼容并包，寻求艺术表现形式的多样化，择取最能代表中国变革和中国精神的影像题材，塑造更多为世界所认知的中华文化形象，以电影“出海”增强中华文明传播力影响力，为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展现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形象作出更大贡献。

　　以史为鉴、观照当下

　　将影像创作提升到战略高度上来认识，为我们提出并探究一种新的国家影像构建观念和范式开辟了道路，电影的中国话语无疑代表一种当代的视角与不无前瞻性的现实阐释力。第一，电影的转型、改变和影像创作的焕然一新，既为我们重新思考电影的本质带来重要契机，也为我们走向更广阔的电影道路提供了新的观念、新的方法和更加自觉的要求，不停地迎战机遇，这也正是电影构建国家战略性影像的应有之义。所构建国家战略性影像的独创力表现为消化、吸收外力的能力，也即在他者眼光之下的自我革新，预示着中国电影在未来将具有更丰富的情感性、多样性、艺术创造性，以及作为民族艺术不断增长的活力。第二，艺术的内容存在于艺术形式里，但电影艺术被公认为是最富有民族性也最时尚的艺术，随着艺术、技术的发展，视觉文化的大众性和教育性日益突出。进一步调动、运用丰富的艺术表现元素、表现手段为我所用，达到最佳的传播效果，无疑也是充分发挥了包括国家战略性影像创作在内的影视艺术的价值功能，适应了新时代的艺术发展需求。第三，积极与大众共谋，从美学角度寻找与大众心灵的共鸣，会赋予国家战略性影像以前所未有的新态势和越来越大的“可见度”。在一定意义上，“影像能记录但不能取代良知”。纪实与艺术类影像关注生活热点问题和审美基点，这类影像更新和发展的动力源于电影人的发现、思想的解放和精神的求真。而重点主题类影像努力承担电影的社会责任，把握并透视社会历史与现实的发展规律，对于增强人民力量、振奋民族精神，形塑中华民族勇敢刚毅品格有着重要意义。第四，艺术、市场和新媒体传播进一步相融合，要考虑国家战略性影像与中国本土语境以及民族文化传统是否并如何形成有效的契合，由此所构建的中国话语将迸发更大的能量。第五，不同的影像创作蕴含和提示着不同的特点，最重要的是要有现实主义的勇敢、人文关怀和深挚的情感，面向未来的国家叙述与形象构建，更好传播中国文化、发挥中国电影更大的优势，仍要靠打造良好的口碑。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视域下影像传播的中国性与时代性，为加快电影艺术的产业化进程、在快速发展的技术条件下让电影艺术更加“接地气”，以及全面激活国家战略性影像创作与传播链，勾勒了前进方向与发展前景。

　　电影构建中国话语与时代同步伐，诚然不能“以洋为尊”“以洋为美”，但也不能局限于狭隘的民族主义叙事而闭门造车。可以预期，在以影像为表征来呈现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时，汲取经验教训、总结历史规律，用历史映照现实、远观未来，回答好中国电影“何以中国”这一问题，进而使电影的历史经验上升为普遍性的理论，推动电影创作高质量发展，充分发挥中国话语观照与镜鉴的优势作用，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必将为中国电影的发展迎来一个更加广阔的前景。

　　［作者系中国传媒大学艺术学部学部长，河北科技大学教授。本文系2023年度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艺术学重大项目“创建人类文明新形态视野下的国家战略性影像创作与传播研究”（项目批准号：23ZD06）阶段性研究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