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和国家领导人高度重视工业化，领导我国持续推进工业化，建成了完整的工业生产体系，工业生产能力和在国际市场的占有率大幅跃升，极大地推动了经济社会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从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出发作出了推进新型工业化的重大战略部署，推动我国新型工业化迈出坚实步伐。2023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就推进新型工业化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新时代新征程，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实现新型工业化是关键任务”。深入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就推进新型工业化作出的重要指示，进一步明确新型工业化的发展方向，对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具有重要意义。

　　实现新型工业化是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关键任务

　　新型工业化是抓住新一轮产业革命机遇重构竞争新优势的必由之路。在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作用下，工业生产的技术—经济范式正在发生深刻转变，改变了经济社会的运行模式和产业发展模式，使因资源短缺、环境损害而陷入困境的传统工业化焕发出新的生机，主要表现为科技创新驱动的新经济、新产业、新业态快速发展，数据成为继劳动、资本、土地、知识、技术、管理之后的重要生产要素，不但改变了生产要素的投入结构，而且显著提高了其他生产要素的使用效率，成为价值创造的重要来源、提高产业竞争力的关键，为实体经济发展开辟了新赛道。当前，世界主要国家纷纷加快发展新兴产业，加速推进数字技术同制造业的融合，推进再工业化。新型工业化就是要抓住世界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先机，抢占未来发展制高点，用数字技术赋能传统产业，实现产业数字化转型，重构竞争新优势。

　　新型工业化是我国实现产业融合发展的重要创新实践。从当前产业结构看，服务业是我国第一大产业，制造业占比虽低于服务业，但规模居全球第一，远超其他发达工业国家。从未来发展看，我国服务业将继续快速增长，要保持制造业比重基本稳定，必须走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发展之路。所谓产业融合发展，一是指新一代信息技术与制造业融合发展，充分释放我国制造大国和网络大国的叠加、聚合、倍增效应，构建形成以数据为核心驱动要素的新型工业体系，以信息流带动技术流、资金流、人才流、物资流，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和全要素生产率；二是指通过数字技术运用，促进制造业与服务业的融合，使经济增长不再单纯体现为产业的此升彼涨。实现产业的融合发展，不仅可以促进交易成本下降，实现更小库存，提升生产效益，而且能够形成紧密的供需关系，扩大市场范围，开发多种增值服务，形成新的增长源泉。

　　新型工业化是我国新时期统筹发展和安全的重要抓手。近年来，全球发展面临多项赤字，其中包括安全赤字、生态赤字、治理赤字等。美西方国家挑起的逆全球化，使全球产业转移红利逐步退去、产业安全问题日益凸显。推进新型工业化，既要避免过早去工业化，因产业结构早熟使经济增长失去动力，也要解决工业化进程中资源消耗大、环境影响严重的问题。作为全球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新型工业化是我国在“双碳”目标下持续推进工业化的道路创新，是建设生态文明目标下的新型工业发展模式，具有数字化和绿色化孪生转型的特征。走新型工业化道路，一方面坚持发展制造业，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和人民的美好生活提供坚实物质保障，为保障国防安全、粮食安全、能源安全提供技术支撑；另一方面，改变传统以资源要素投入为主的发展模式，实现绿色低碳循环发展。

　　新型工业化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主要着力点。新质生产力与新型工业化二者之间具有紧密内在联系，新质生产力是推动新型工业化的动力，新型工业化是新质生产力的重要体现，也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主要着力点。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然而，产业是生产力的重要载体，科技成果只有完成产业化才能成为社会生产力。从蒸汽机到新一代信息技术的所有科技发明和创造，其所形成的社会生产力都具化到产品的生产和使用中，进而提高劳动生产率和满足人类更高品质生活需要。以新质生产力推动新型工业化，就是不断以科技创新催生新产业、新业态，形成一批又一批拉动经济增长的主导产业的过程。新质生产力由当代最为先进的科学技术推动形成，是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的重要驱动力，它对产品推陈出新、更新换代、产业转型升级具有关键性作用。

　　新型工业化面临的机遇与主要任务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出台一系列政策措施，推动新型工业化深入发展。2023年，我国全部工业增加值约39.9万亿元，占GDP比重31.7%。我国制造业规模占全球30%以上，连续14年位居全球第一。中国创新能力指数居世界前列，拥有的全球百强科技创新集群数量已跃居世界第一，独角兽企业数量居世界第二。2022年，我国数字经济规模达50.2万亿元，同比增长10.3%，占GDP比重41.5%，规模和比重均位居世界前列。当前，高新技术产业成为拉动中国制造业发展的关键动能，高新技术产品出口世界第一，产品国际竞争力显著增强。近年来，以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为代表的“三新”经济持续蓬勃发展，在一些应用性较强的“三新”经济领域，我国与发达国家形成并跑之势，部分领域已全球领先。

　　但也要看到，我国正处于由传统工业化向新型工业化转型发展的过程中，首先，亟须加快构建面向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科技创新体系。基础研发能力薄弱和颠覆式创新缺乏，导致我国制造业存在关键技术缺失、核心技术受制于人的问题，迫切需要构建高水平产业科技体系，推动工业化由要素投入为主转为创新驱动为主的模式。其次，亟须推动工业化与数字化智能化深度融合。数字技术是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中意义最为重大的代表性技术，随着数字技术向各个产业部门的进一步渗透和赋能，工业和制造业的数字化转型将成为数实融合的主要领域，也是形成新竞争优势的重要途径。最后，亟须加快建设绿色低碳的能源体系、工业生产体系。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实现碳达峰、碳中和是我国向世界作出的庄严承诺，也是一场广泛而深刻的经济社会变革，绝不是轻轻松松就能实现的”。我国需要从生产到消费、从家庭到社会、从企业到政府全面贯彻绿色发展理念，构建从宏观到微观的绿色财政体系、绿色金融体系和绿色产业体系。工业部门是碳排放的主要部门，工业能否实现绿色发展是我国能否达成“双碳”目标的关键所在。推进新型工业化，就包括逐步构建起绿色低碳、安全可靠的新型能源体系，以及全生命周期的资源循环利用体系，形成绿色产品、绿色制造、绿色园区的产业标准体系。

　　推进新型工业化的主要着力点

　　推进新型工业化，既要瞄准长远目标，也要立足当前存在的问题，在具体措施上必须有抓手、可落实、有实效。

　　大力发展数字经济，培育产业竞争新优势。在新一轮科技革命的引领下，全球制造业发展进入一个新的阶段，以数字技术、人工智能、生物技术推动的智能制造、生物制造、绿色制造、服务制造成为第四次产业革命的核心内容。我国制造业规模连续多年全球领先，但传统的比较优势正在减弱，需要大力发展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以新技术改造提升传统产业，培育新的竞争优势。为此，必须加大对原始创新的投入，尤其应重视基础技术、基础工艺、基础材料的自主化投入，建设一批制造业创新中心，增强重点行业关键共性技术供给，同时加强创新型人才队伍建设，培养造就一批产业技术创新领军人才和高水平创新团队。需要深入推动传统工业部门的数字化转型，着力提高工业装备智能化水平，发展数字化制造新模式，以标准化引领产业创新发展。

　　推进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深度融合。支持高端装备制造、电子信息制造、新能源汽车、生物医药等先进制造业与软件和信息服务业、金融业、科技研发和科技服务业等现代服务业间的深度融合，推动信息技术广泛渗透产品设计、客户定制、集成制造、市场营销、供应链管理、质量管理、测试认证、金融服务等环节，不断提升制造企业在服务环节的价值创造能力。不断优化产业结构，保持制造业占比的基本稳定。巩固优势产业领先地位，增强新能源汽车、光伏、移动通信、电力装备等领域全产业链优势，打造更多中国制造名片，培育壮大战略性新兴产业，加强技术攻关和成果转化，前瞻布局未来产业。

　　形成与新型工业化相适应的能源生产和资源利用方式。不断改善能源结构，稳步推进大型清洁能源生产基地建设，促进清洁能源的就近使用。依靠技术创新不断提高产业能效水平，集中力量突破全球性能效和排放技术难题，力争中国制造业节能减排技术达到世界一流，重点工业行业能耗水平达到和超过发达国家。构建多层次循环经济系统，大力发展资源回收产业和再制造产业，依靠技术进步和制度建设促进资源节约、集约利用。倡导全民绿色消费，通过价格机制控制过度消费、减少个人碳足迹，增加低碳工业产品消费比重。

　　坚持高水平对外开放，畅通国内国际双循环。进一步巩固工业产品出口优势，从能源原材料供给、出口货运能力提升等多个角度为出口企业创造良好发展环境，增强国际市场渠道建设和本地化运营能力，保障出口企业的海外订单交付能力。积极参与国际贸易规则和产业标准制定，在应对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新贸易规则制定中贡献中国经验，建立中国专利技术与标准制定相互支撑的正向循环体系，推动自主标准工业产品成套出口，在对外工程和其他承包合同中推动中国标准落地。扩大利用外资规模和提高利用外资水平，继续做好外资企业服务工作，不断改善营商环境，推动外资量增质升。发挥我国在基础设施建设、集成创新、产业应用等方面的优势，在战略性技术研发、技术转化上与其他国家开展广泛合作。

　　加大创新人才培养力度，建立与发展相适应的人才支撑体系。目前,我国前沿产业技术已进入“无人区”，部分领域已与发达国家站在同一起跑线。要继续保持领先，关键在于科技创新的持续突破，而推动科技创新需要源源不断的人才。为此，要加大创新人才培养力度，建立与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发展相适应的人才支撑体系。创新性人才既包括科技人才，也包括企业家和管理者，要针对不同类型创新人才成长和发挥作用的特点，制定相应的人才发展战略。

　　（作者：史丹，系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中国社会科学院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