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甫（712—770）一生，有长达四十三年的时间是在唐玄宗“开天盛世”中度过的，但绝大多数杜诗尤其是代表作，又是在755年安史之乱以后的十五年里所创作。这就不免给人造成一种印象：杜诗成就的取得，主要是因为他的乱世经历，而与“开天盛世”无关。1958年，林庚发表《盛唐气象》一文，首次以“盛唐气象”标举盛唐诗歌高潮，就基本将杜甫排除在“盛唐气象”代表诗人之外，后来更有人认为杜诗不属于盛唐诗歌（参罗宗强《唐诗小史》）。实际上，一部杜诗，始终贯注着“盛唐气象”，杜甫安史之乱以后的伟大创作，既根本得益于“盛唐气象”的深远影响，更代表诗歌史上“盛唐气象”在李白之后的另一座高峰。

　　一

　　 作为一种“蓬勃的思想感情所形成的时代性格”（林庚语），“盛唐气象”表现为“宏伟气魄、进取精神、开阔的胸怀、健康的情趣以及多姿多彩的艺术风格”（袁行霈《中国文学概论》）。不仅与时代关系密切的政治诗、边塞诗体现出“盛唐气象”，像孟浩然《春晓》《过故人庄》，王维《山居秋暝》《汉江临泛》等山水田园诗名篇，亦见“盛唐气象”的境界活力。李白的创作，尤其代表“盛唐气象”的高度。

　　 “盛唐气象”的出现，有其现实的时代社会土壤。承接唐开国后一百多年未有中断的上升态势，唐王朝的国力在玄宗时期加速跃升而至顶峰，经济繁荣、政治清朗、军事强大、社会开放、人才喷涌。这个中国历史上的空前盛世，首先为诗国高潮的到来提供关键客观前提。以边塞诗为例，一般认为，边塞诗所写无非是战争惨烈、远戍艰辛或后方重负，但盛唐边塞诗的昂扬奋发在诗史中仅见。自唐太宗贞观四年（630）击溃东突厥，至唐玄宗天宝中期王忠嗣、哥舒翰等人在河西陇右经营，唐朝边境曾保持长期的和平稳定。没有这个背景，就不会有王维描写边塞无警的名句：“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使至塞上》）天宝末年岑参第二次赴边期间，天下已乱，但岑诗中仍见“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白雪歌送武判官归京》）的奇景，仍有“古来青史谁不见，今见功名胜古人”（《轮台歌奉送封大夫出师西征》）的威风，这是因为直到安史乱初，天山南北仍被唐朝绝对掌控，诗人身处其中，其信心自能强大如昔。

　　 “开天盛世”也有暗影。不仅许多盛唐诗人遭遇坎坷，且随着玄宗后期的荒怠，王朝不断沉沦，并最终酿成安史之乱的大祸，但由于“开天盛世”所孕育的时代自信深入人心，诗人们依然相信未来。高適的《别董大二首》其二：“千里黄云白日曛，北风吹雁雪纷纷。莫愁前路无知己，天下谁人不识君”，就在送别贫困友人中表现出高昂的时代自信。李白入长安后，既领教了权贵骄横，又感知到现实隐患，但他依然有“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行路难》）的理想展望，李白对于“开天盛世”，屡有“圣代复元古，垂衣贵清真”“一百四十年，国容何赫然”（《古风》其一、其四十六）的判断，这不仅支撑起李白的时代自信，也是他在安史之乱中参加永王军队的思想根源。《永王东巡歌十一首》亦因此热情高涨、意气风发，表现出“盛唐气象”的爽朗天真。

　　二

　　 杜甫完整经历了“开天盛世”。尚在童稚时期，就领略到通都大邑的繁华；青年漫游，进一步饱览祖国山河的壮美；三十五岁后，他既与李白、高適等本朝第一流诗人过从，更得到从最高君主到各界名流的称扬。“忆昔开元全盛日”（《忆昔二首》其二），这种盛世经历，是支撑杜诗取得巨大成就的生活基础。

　　 杜甫也有高度的自信，他年轻时说自己：“赋料扬雄敌，诗看子建亲。李邕求识面，王翰愿卜邻。”（《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晚年还有“性豪业嗜酒，嫉恶怀刚肠。脱略小时辈，结交皆老苍”（《壮游》）的回忆，可见其自信的持久。

　　 杜甫一生以儒者自认，其儒家信念不仅来自书本，更源于诗人的实际时代体验，这就使他的儒家信念自然呈现为一种赤诚的时代感情。近人梁启超称杜甫为“情圣”，其义正在于此。在杜诗创作史上具有重大转折意义的《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诗，作于杜甫归家以后。其时杜甫不仅已经观察到“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的社会危机，更新遭“幼子饿已卒”的人伦惨剧，但杜甫却在诗的开头，反复表示自己志在效仿稷契，无论如何也不改初衷。“终愧巢与由，未能易其节。沉饮聊自遣，放歌破愁绝”，慷慨激烈，原因就在于“生逢尧舜君，不忍便永诀。”杜甫在盛世中培育起一种坚韧的儒者深情，这是他后来在各种困境冲击面前，愈挫愈勇，依然壮志凌云的根本思想基础。

　　三

　　 现存杜甫安史之乱前的作品虽少，但已充分体现出“盛唐气象”。他年轻时的《望岳》：“岱宗夫如何，齐鲁青未了。造化钟神秀，阴阳割昏晓。荡胸生层云，决眦入归鸟。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不仅写出泰山的雄伟，尤其反映出一个盛世青年诗人的壮心豪气。这种“年少气盛”（浦起龙《读杜心解》），在稍后的“骁腾有如此，万里可横行”（《房兵曹胡马》）、“何当击凡鸟，毛血洒平芜”（《画鹰》）等咏物诗句中，展示得更加突出。

　　 杜甫天宝中期进入长安求仕，诗中感慨个人遭遇，批判政治黑暗的内容增多了，但对于自己身为盛唐诗人胸襟气魄的书写，仍然激越震撼。《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中“自谓颇挺出，立登要路津。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四句对自身才能志向的宣示，意气纵横。《醉时歌》写自己和友人郑虔的痛饮高歌，特别是“不须闻此意惨怆，生前相遇且衔杯”的结尾，同样见出追步李白的盛唐精神。

　　 《兵车行》《丽人行》《同诸公登慈恩寺塔》等诗，虽以忧念时局为内容，但亦可见“盛唐气象”。《兵车行》从咸阳桥头送别征人的具体场面写起，但忽而山东，忽而青海；忽而今年，忽而往古；写前线牺牲，是“边庭流血成海水”；写后方荒芜，是“千村万落生荆杞”，观察思考都很宏阔。《同诸公登慈恩寺塔》诗中“秦山忽破碎，泾渭不可求。俯视但一气，焉能辨皇州。回首叫虞舜，苍梧云正愁。惜哉瑶池饮，日晏昆仑丘”一段，特别能证明“盛唐诸公之诗，如颜鲁公书，既笔力雄壮，又气象浑厚”（严羽《沧浪诗话》）的评价。

　　四

　　 安史之乱持续八年，杜甫有近五年身处前方，大乱所带来的一切苦难杜甫多曾亲历。不过，杜甫始终相信王朝一定能获得胜利。作于此间的一系列名篇的价值，均需要从这个角度加以认识。

　　 在历史学家看来，安史之乱是唐王朝也是中国封建社会由盛转衰的分水岭，但作为诗人，杜甫并不相信盛世会一去不返。唐肃宗至德元载（756），杜甫一度被安史叛军拘囚长安，见证了各色人物的危难，但他依然写出“国破山河在”（《春望》）的信心之句。《悲陈陶》诗写平叛军队的陈陶斜惨败，其诗旨在于讴歌我军将士舍生取义的牺牲精神，赞美广大沦陷区民众“日夜更望官军至”的忠贞品格。《哀王孙》诗前半写昔日王孙如今的困苦，此后则转为激励王孙善自珍摄，以待收复。“哀哉王孙慎勿疏，五陵佳气无时无”，表达了一份坚定的王朝信念。

　　 杜甫在逆境面前亦能保持乐观。《北征》诗作于至德二载诗人因疏救房琯被肃宗墨制放还之后，照理说诗中应弥漫着苦闷失落的意绪。但诗在回顾安史之乱发生两年来的战争创伤，实写羌村妻小的生存维艰同时，又穿插“青云动高兴，幽事亦可悦”一段对自然界生机活力充满欣喜的刻画，与“粉黛亦解包，衾裯稍罗列”一段对小儿女娇痴调皮情态近乎戏笔的描绘，让人几乎忘记战争还在持续。如果注意到“昊天积霜露，正气有肃杀。祸转亡胡岁，势成擒胡月。胡命其能久？皇纲未宜绝”一段对收复失地的展望，特别是结尾“园陵固有神，洒扫数不缺。煌煌太宗业，树立甚宏达”四句坚信王朝基业永固的表达，可知杜甫的乐观之源。

　　 杜甫并非无视战争的残酷，但他绝不因此而悲观。《赠卫八处士》《彭衙行》两诗所摄取的离乱时代的生活暖景与人间暖意，即反映出杜甫的积极态度。《洗兵马》诗中对中兴诸将的称颂与对乱后重建的畅想，尤其表现出杜甫的信心满怀。著名的“三吏”“三别”作于九节度相州惨败重大反复后，诗人一面矜怀前线军民，但又不断激励他们能同仇敌忾。《新婚别》中的新婚妻子，面对自己与从军夫婿“暮婚晨告别”的匆忙，先是哀怨，但随即又向征人致以“勿为新婚念，努力事戎行”的祝词。《垂老别》中那位“子孙阵亡尽”的老翁，面对国难，依然慷慨从军，“男儿既介胄，长揖别上官”。更表现一股令人感佩的豪壮。

　　五

　　 唐肃宗乾元二年（759），杜甫弃官，踏上了一个无法预测的前途。但越是艰难苦恨，杜甫越是斗志昂扬。逗留秦州、同谷期间的有关名作，首先表现出“盛唐气象”的风神延续。

　　 杜甫经停秦、同时，安史之乱仍在迁延，而西疆又开始不稳。杜甫尤其在诗中表达其激扬的战斗意志。《秦州杂诗二十首》其五：“南使宜天马，由来万匹强。浮云连阵没，秋草遍山长。闻说真龙种，仍残老骕骦。哀鸣思战斗，迥立向苍苍。”清人沈德潜评此诗：“伏枥长鸣，隐然自寓。”（《唐诗别裁集》）浦起龙评结尾两句：“乃因神马而思建功，只就马说，壮心自露。”（《读杜心解》）尽管已在边鄙，但报国之志依然勃发。

　　 杜甫西行途中曾遭遇一些轻慢，这也让其生出盛唐式的激愤。“孰云网恢恢，将老身反累。千秋万岁名，寂寞身后事”（《梦李白二首》其二），虽是感慨李白命运，也不能说没有杜甫生命体验。面对世态浇薄，杜甫不愿妥协。自寓性质明显的《佳人》诗，既批判“在山泉水清，出山泉水浊”的社会现象，更表达“天寒翠袖薄，日暮倚修竹”的独立不迁。那根寒秋晚暮中的翠竹，寓示关中佳人的品格，更象征盛唐杜甫的人格。

　　六

　　 杜甫居蜀六年（759—765），确实催生一类萧散自然风格的别调，但《蜀相》《岁暮》《闻官军收河南河北》《登楼》《丹青引赠曹将军霸》等杰作，仍涌动着“盛唐气象”，证明杜甫即便生活安定，也未忘记自己作为盛唐诗人的使命。

　　 杜甫后期多有咏诸葛亮的名作，初抵成都的《蜀相》是第一篇。诗前三联对诸葛亮的崇敬、追思和一生功业的赞颂，一般诗人也能想到、写到，只是不如杜诗出色而已。而结联“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却异军突起，别出新意，把诸葛亮鞠躬尽瘁又赍志以殁的遭遇化为一种千古英雄的悲剧来写，知其不可为而为之，不是出于无奈，而是一种坚定的使命感，这就将诸葛亮的悲剧提高到崇高的悲剧美的高度，和晚唐咏诸葛诗的宿命感相比，完全是两种不同的境界。这最能体现杜甫精神品格，更是“盛唐气象”的重大发展。后来杜甫的五律《岁暮》，即在描写时代危局与自身飘零之后，转出“济时敢爱死，寂寞壮心惊”这两句志在济时救世的铿锵誓言。《蜀相》与《岁暮》这两首名作结联的突然提振，代表盛唐责任感使命感在乱世中的激荡。

　　 杜甫一直牵念王朝安危，所以当唐代宗广德元年（763）安史之乱平定的消息传来，他立刻以狂喜之心写出《闻官军收河南河北》这首“生平第一快诗。”（浦起龙《读杜心解》）广德元年十月至广德二年间，北方因为郭子仪等人的撑拄，使唐王朝再次走出吐蕃占领长安长达半月的险境，西南边防压力也在严武的经营下而有所缓解，《登楼》即因此表现出高昂的情绪。诗中间四句：“锦江春色来天地，玉垒浮云变古今。北极朝廷终不改，西山寇盗莫相侵”，既赞美西南春色的笼盖天地、终古常新；更感叹唐王朝在内乱外患相继的风雨中屹立不倒。没有对王朝的充分信心，就不会写出那样阔大的境界。

　　 作于蜀中后期的《丹青引赠曹将军霸》诗，一般多据“途穷反遭俗眼白，世上未有如公贫。但看古来盛名下，终日坎壈缠其身”一段阐释诗旨，但全诗最精彩处还是在于描写玄宗朝著名画家曹霸“一洗万古凡马空”之绘画才能以及他所受到的“开元之中常引见”的特殊礼遇。“开天盛世”是那样一个光明向上的伟大时代，无论是谁，只要自负有经济之才、专门之能，就比封建社会里其他任何时代都更容易被发现、被承认、被赏识。杜甫自己也曾“气冲星象表，词感帝王尊”（《奉留赠集贤院崔于二学士》）。正因如此，杜甫面对眼前坎坷，更容易追怀当年盛世。体现于诗中的，就仍是盛唐的豪迈。

　　 蜀中杜诗中的“盛唐气象”，甚至在他的绝句中也有突出体现。著名的《绝句四首》其三：“两个黄鹂鸣翠柳，一行白鹭上青天。窗含西岭千秋雪，门泊东吴万里船。”前两句只是寻常写景，而后两句却陡转出一种笼统今古、视通万里的气象，这正是典型的盛唐之音。

　　七

　　 夔州杜诗量大质优，是杜甫一生创作的顶点。不过其诗史价值，并非体现在对时代的记录，而是使中国诗史中“盛唐气象”，攀登上另一座沉雄悲壮的高峰。

　　 夔州杜诗的沉雄悲壮，首先体现在展现了一个愈是艰危愈显坚强的壮心。“不眠忧战伐，无力正乾坤”（《宿江边阁》）、“时危关百虑，盗贼尔犹存”（《西阁夜》）、“时危思报主，衰谢不能休”（《江上》）、“杖藜叹世者谁子，泣血迸空回白头”（《白帝城最高楼》）。滞留夔州的三年间（765—768），杜甫不仅确知盛世无法重回，也最终承认自己无缘北归，但其壮心正在这绝境中被强力反激。作于夔州的《古柏行》，是杜甫另一首咏诸葛亮的名作，旨在激励栋梁之材以孔明为师永葆卓然挺立的品格。“志士幽人莫怨嗟，古来材大难为用”，是与李白“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去复还来”（《将进酒》）形异实同的另一种盛唐壮心表达。诗人此时创作的《咏怀古迹五首》《诸将五首》《八哀诗》等大型组诗，就旨在以历史深处的正面典型激扬壮心。《咏怀古迹五首》其三咏王昭君：“群山万壑赴荆门，生长明妃尚有村。一去紫台连朔漠，独留青冢向黄昏。画图省识春风面，环佩空归夜月魂。千载琵琶作胡语，分明怨恨曲中论。”清人王嗣奭比较王昭君与杜甫悲剧命运的相似之处，认为诗“悲昭以自悲也。”（《杜臆》）悲则悲矣，但王昭君远赴异域，却顽强演奏琵琶音曲，这与杜甫明知“百年歌自苦，未见有知音”（《南征》）也不愿罢吟搁笔，确是高度仿佛的悲壮。

　　 以《秋兴八首》《观公孙大娘弟子舞剑器行并序》为代表的古、律巅峰之作，更书写了一种荡气回肠的盛世深情。《秋兴八首》诗固然写到了自己的孤舟漂泊，但沧江岁晚之时，诗人不仅没有万念俱灰，反而惊忆起当年近侍君主的人生壮事，并由此进一步将情思引向他的故国与故园。在诗人意念深处，大明宫雄伟宏壮，终南山巍峨连绵；唐玄宗仪仗庄严，杨贵妃风华绝代；曲江宴会富丽非凡、诗人游赏兴会无前。太多盛世荣光皆曾为自己所躬逢。如今虽然时空远隔，但既说“百年世事不胜悲”，缅怀盛世；更说“秦中自古帝王州”，礼赞长安，可见诗人情深难舍。《观公孙大娘弟子舞剑器行》诗因作者在夔州欣赏李十二娘的舞蹈而写，但无论是全诗主体还是诗前长序，重点都在于回忆李十二娘的老师，玄宗时期著名舞蹈家公孙大娘的盛世神采。特别是“一舞剑器动四方”一段对公孙氏精妙舞艺的传神刻画，尤其倾注了杜甫的一片盛世深情，只有理解这种盛世深情，才能真正认识夔州杜诗最夺目的光辉。

　　 《水经注·江水》云：“白帝山城……，西南临大江，瞰之眩目。唯马岭水差逶迤，犹斩山为路，羊肠数转，然后得上。”但杜甫写夔州山水的名句，无不展示出一种与本来阴郁逼仄地貌截然不同的壮阔奔腾。“五更鼓角声悲壮，三峡星河影动摇”“高江急峡雷霆斗，古木苍藤日月昏”“江间波浪兼天涌，塞上风云接地阴”，其诗境之苍茫、雄壮、阔大、辽远，后人再难企及。被胡应麟誉为“古今七言律第一”（《诗薮》）的《登高》：“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万里悲秋常作客，百年多病独登台。艰难苦恨繁霜鬓，潦倒新停浊酒杯。”前四句写秋气、秋声，深秋的大江之景，已经足够混茫阔大，腹联中“百年”“万里”等抒怀诗语更将人带进特别广远的时空境界。近人王国维云：“境非独谓景物也。喜怒哀乐，亦人心中之一境界。”（《人间词话》）夔州杜诗所写，根本上是一个终生信奉“盛唐气象”的盛唐诗人心中的夔峡大江，是依据盛唐心境所创造的盛唐诗境。

　　八

　　 唐代宗大历三年（768）春，杜甫出峡，在流离老病中走完了生命的最后两年。人生近暮，但杜甫仍关切四方十年的纷纷杀气，更愁望云山邈远的直北长安。弥留之际，他还痛感于“轩辕休制律，虞舜罢弹琴”“战血流依旧，军声动至今”（《风疾舟中伏枕书怀三十六韵奉呈湖南亲友》）。杜甫太看重他生长于斯的盛唐时代，除了与其同生共死，几乎别无选择。

　　 他的《江汉》：“江汉思归客，乾坤一腐儒。片云天共远，永夜月同孤。落日心犹壮，秋风病欲苏。古来存老马，不必取长途”，依旧有报效国家的盛唐壮心。他的《江南逢李龟年》：“岐王宅里寻常见，崔九堂前几度闻。正是江南好风景，落花时节又逢君”，依旧见永志不忘的盛世深情。他的《登岳阳楼》：“昔闻洞庭水，今上岳阳楼。吴楚东南坼，乾坤日夜浮。亲朋无一字，老病有孤舟。戎马关山北，凭轩涕泗流”，更是“胸襟、气象，一等相称”（黄生《杜诗说》）的盛唐绝唱。前人每以此诗与孟浩然《临洞庭湖赠张丞相》对读。其实，从孟浩然到杜甫，从“昔闻”到“今上”，正可见“盛唐气象”穿越时空的接力与高扬。

　　 杜甫从来都是盛唐诗人，杜诗始终属于“盛唐气象”。安史乱前，因为时代健康，杜诗表现出和其他盛唐诗歌一致的光明开展。亲历安史之乱，使杜甫强化了“盛唐气象”中看重信念、强调斗争等优秀品格。居留蜀中，杜甫时刻保持济时救世的盛唐精神。当盛世杳然，一身漂荡之后，淹蹇夔州的杜甫尤其以一个盛唐诗人的壮心与深情，使“盛唐气象”登上另一座沉雄悲壮的高峰。直至生命最后，杜甫还能在湖湘大地唱出盛唐的壮歌。这就是杜甫与“盛唐气象”的关系。中国诗史中的“盛唐气象”，是伴随杜甫的永别，才真正走向终点。

　　 （作者：王树森，系安徽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中心研究员、安徽省社会科学院副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