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习近平总书记在第七十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上发表讲话时首次指出，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是全人类共同价值。之后，又在多个重要场合阐发了全人类共同价值的内涵，阐明了坚守和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的极端必要性、紧迫性，倡导、号召世界各国人民坚守和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共创人类美好未来。

　　解答“世界之问”的中国主张

　　当今世界正在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的，这场变局不限于一时一事、一国一域，而是深刻而宏阔的时代之变。特别是近些年来，时代之变和世纪疫情相互叠加，世界进入新的动荡变革期，人类正处在一个挑战层出不穷、风险空前增多的时代。当此之时，“世界怎么了、我们怎么办”，这是整个世界都在思考的问题。正是基于对这一世界之问的精准把握、深刻思考和科学解答，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了中国方案：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人类命运共同体是生命共同体、利益共同体、责任共同体，核心是价值共同体。人类命运共同体要得以构建和维系，关键就在于全人类要能凝聚价值共识。人类命运共同体事实上是以全人类共同价值为基础的共同体，全人类共同价值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价值内核所在。当今人类面临的各种挑战和危机，最深层、最内在、最根本的是价值冲突甚至价值撕裂，坚守和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以解答世界之问，是抓住根本对症下药。

　　值得注意的是，虽然全人类共同价值是中国率先提出的，但并非仅是中国的发明、创造，中国的贡献首先在于将之澄明，使之凝练和突出，强调坚守和弘扬的极端重要性。按照习近平总书记的说法，一方面，“各国历史、文化、制度、发展水平不尽相同，但各国人民都追求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全人类共同价值”“和平与发展是我们的共同事业，公平正义是我们的共同理想，民主自由是我们的共同追求”。事实上，全人类共同价值是世界各国人民价值追求上的异中之同，是各国人民价值追求的“最大公约数”。另一方面，全人类共同价值“也是联合国的崇高目标”，早已体现于联合国宪章之中。因此，坚守和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就是要“继承和弘扬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努力使联合国的崇高目标早日得到实现。

　　人类共存与美好之大道

　　“世界怎么了、我们怎么办”，这一世界之问，也是关涉人类存亡、前途的命运之问。马克思曾深刻指出，“全部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无疑是有生命的诸个体的存在”。也就是说，人类最起码要能够生存、有生命、活着，而且是诸个体一起的共同生存、共同活着——存在一定是共存共在，在此基础上再去追求好存在即幸福美好生活。“世界怎么了”，其实集中体现为当今人类面临着生存危机，人们起码的生存、共在受到现实的威胁，幸福美好生活也就成为问题。人类只有一个地球，各国共处一个世界。人类要持续共存并通达美好，必须找到使之成为可能的大道。习近平总书记第一次提出全人类共同价值这一重大理念时，专门引用了中国古代典籍《礼记》中“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这句话。基于人们对全人类共同价值这一大道的已有认识，在把握其科学内涵时，特别需要注意从如下两个方面加以辩证理解。

　　一是共存的主体既包括不同国家、文明也包括不同个人、各类群体，但当前首先是指国家、文明。“全人类共同价值”中的“全人类”显然是与“非全人类”相对的，是对“非全人类”的超越。但是，这种超越不是替代，而是将全人类理解为一个结构化、历史化的整体即全球社会或人类社会。在马克思主义看来，所谓“社会本身，即处于社会关系中的人本身”。因此，“全人类”不是“非全人类”的诸主体的简单加和，而是处于“非全人类”诸主体的关系之中。这样的主体包括诸个体和不同层次的群体。在其现实性上，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全人类共同价值既反映不同文明、国家间的价值共识，又反映诸个体之间的共同价值追求，从而贯通个人、国家、世界，形成完整的逻辑闭环。只不过，当今世界由不同文明、国家构成，民族国家依然是全球化时代最强大的主体，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及所谓“逆全球化”潮流、文明冲突加剧，都更加凸显了文明、国家主体地位的重要性。习近平总书记在论述全人类共同价值时，在强调人民主体的同时就特别突出“不同文明”“不同国家”。也就是说，全人类共同价值固然也是不同个体、不同群体共存与美好之道，但首先是不同文明、国家实现共存与美好的大道。

　　二是全人类共同价值既是目的价值也有手段价值性质，但当务之急是要凸显其手段价值功能。价值是客体与主体之间的一种意义关系，在既定的历史条件下，这种意义关系具有客观性。有些事物是因其自身之故而具有价值，有些事物则是因其他事物之故而具有价值。前者为目的价值，后者为手段价值，两种价值应联系起来理解。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全人类共同价值是“各国人民都追求”的，也是“联合国的崇高目标”，这就表明全人类共同价值及其内蕴的六个方面的具体价值都因其自身之故而具有价值，是一种目的价值。同时，全人类共同价值的提出有着强烈的问题意识和现实针对性，那就是为了解决世界之问、命运之问，作为实现人类共存（根本前提）与美好（终极目的）的方法和手段。在此意义上，全人类共同价值具有手段价值。强调其手段价值的方面，不仅有利于我们更深刻地理解全人类共同价值提出的现实针对性和世界历史意义，而且有利于超越简单的概念平衡以及西方中心的抽象话语，更深刻地理解全人类共同价值六个方面的具体内涵及其逻辑结构。

　　人们共同追求和平、发展的基本道路，和平、发展是全人类共同价值中的基础与首要之维。和平与发展是当今时代的主题，直接涉及人类的生存问题。其中，和平即共在是全人类共同价值中的底线价值，没有和平，一切都无从谈起。发展与和平相辅相成，当今人类不仅没有发展就不能保证和平，而且人类就是以“发展”的方式“存在”。发展承诺自由，但首先要承诺存在，检验发展的标准是人的存在状态。在中国语境中就体现为，发展是以人为本、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检验发展的终极标准就在于人民的美好生活与幸福。相对于公平、正义、民主、自由，和平与发展既是基础的也是首要的。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的，“全人类共同的愿望，就是和平与发展……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让发展的动力源源不断，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是各国人民的期待”。在一定意义上，公平、正义、民主、自由都是为了促进世界更好地和平与发展。

　　人们共同追求公平、正义的国际秩序，公平、正义是全人类共同价值中的条件和保障之维。没有公平、正义的国际秩序，和平、发展就得不到保障，民主和自由也不可能是真实的。公平、正义主要涉及的是全球社会问题尤其是秩序问题。其中，公平更侧重于国际关系中无差别的主体平等，正义则更侧重于国际秩序中各主体的“得其应得”。公平、正义与否决定着国际秩序的合法性、正当性，而合法性、正当性的根据归根结底在于人类的共在和美好。今日国际秩序的重大祸患之一就在于某些西方大国罔顾公平、正义，赤裸裸地以所谓实力、霸权霸凌他国，或者是到处玩弄关于公平、正义的“双标”把戏，陷人类社会于危险境地。“推动建设相互尊重、公平正义、合作共赢的新型国际关系”，以确保人类的共存与美好成为可能，正是坚守和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的重要目的。

　　人们共同追求民主、自由的人类社会，民主、自由是全人类共同价值中的理想与方法之维。人类社会是个大家庭，民主、自由不仅是家庭成员相处的理想状态，而且是实现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的不二途径。作为人类现代政治文明的核心成果，民主、自由在全人类共同价值中主要涉及的是全球社会中的政治问题。其中，民主侧重于全球社会中主体的平等参与和确保决策最大限度地体现公共意志，自由侧重于全球社会中主体对其权利及其对象的自主支配。在全球社会中，作为方法的民主、自由，目的就是为了让各国“正确看待相互差异，理性处理彼此分歧”，自觉、平等地以公共性的讨论、辩驳，达致真正的公共理性，这可以称之为“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这一古老智慧在全球化时代的现代性阐释。总之，在全人类共同价值的具体内涵中，和平与发展是基础和首要，公平与正义是条件和保障，民主与自由是理想和方法，其中贯穿着生存、秩序、理性的深层逻辑，共同构成全人类存在与美好的大道。

　　引领人类文明进步潮流

　　提出和倡导全人类共同价值，顺应历史潮流，契合时代需要，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大理论成果。中国不仅为人类进步提供了先进的理念引领，而且展现了生动的实践创新，从而彰显了中华民族的历史主动精神、使命担当意识和中华独特智慧。

　　一是为建设更加美好的世界提供正确理念指引。当今世界人民追求幸福美好的理想与现实之间有着极大的落差。一方面，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如何迎来最有利于世界人民的“新局”？如何战胜疫情、建设“后疫情时代”的世界？这成为我们必须回答的紧迫重大课题。另一方面，由于一些国家的霸权习惯和一些政治家的短视，导致一些地方战乱和冲突加剧，饥荒和疾病仍在流行，隔阂和对立仍在加深。面对共同挑战，人类只有和衷共济、和合共生这一条出路，坚持和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唯一正确的选择。

　　二是为解决人类普遍性问题开辟全新实践路径。面对人类的普遍性问题，特别是整体性生存危机的命运之问，美西方的做法恰恰是导致这些问题和危机的根本原因所在。中国提出的坚守和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其实践路径则是全新的，可谓实现了解决人类普遍性问题的方法论革命。比如，基于人类层面的“从群众中来”，超越意识形态、社会制度和发展水平，从各国人民的生命实践及其体悟中，找到了“心之所同然者”的共同价值追求，凝聚人类不同文明、国家的价值共识，而不是基于抽象人性论的理论演绎。再如，基于人类高度的“到群众中去”，强调“以宽广胸怀理解不同文明对价值内涵的认识，尊重不同国家人民对价值实现路径的探索，把全人类共同价值具体地、现实地体现到实现本国人民利益的实践中去”。

　　三是充分彰显中国引领人类进步潮流的担当与智慧。积极解答世界之问、命运之问，是世界各国及其政治家应有的担当。但是，一直以所谓“负责任”形象示人的西方发达国家要么反应迟钝，要么无暇顾及，要么固守原来的教条，缺乏一种把握全球性时代问题的敏感和提供创新性方案的智慧，缺乏负责任大国应有的担当。只有中国共产党人始终关注人类前途命运，自觉在人类高度把握时代脉搏、反映时代精神，在全球社会中、世界舞台上，站在人类道义的制高点，自觉担负起凝聚人类共识的责任，揭示了作为人类共存、美好之道的全人类共同价值，为世界各国作出正确抉择提供强大思想引领，为人类的团结进步提供了强大精神动力。中国本着对人类前途命运高度负责的态度，做全人类共同价值的揭示者、倡导者、坚守者、弘扬者和模范践行者，这本身也是一种鲜明而坚定的“宣言”：中国始终是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同时，世界历史进程也因此进入到一个新的时刻、新的阶段，中国必定是人类进步潮流的引领者。

　　（作者系北京师范大学哲学学院教授、全球化与文化发展战略研究院院长）

　　[本文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全人类共同价值研究”（21ZD14）阶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