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018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中央判断我国仍然处于并将长期处于战略机遇期。中央号召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总书记为首的党中央周围，抓住这个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机遇，加快经济结构的转型升级，提升科技创新能力，深化改革开放，加快绿色发展，积极参与全球治理体系变革，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

　　一、对当前形势的分析

　　现行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是二战后由美国主导的西方大国集团建立的，在这一体系下形成的国际政治经济规则，主要体现了发达国家的意志和利益，是战后大国相互妥协的结果。例如，当今经济体系是以美国和美元为核心的“中心—外围结构”，主要治理机制包括协调全球贸易体系的世界贸易组织（WTO），协调国际货币体系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与世界银行（WB），以及国际经济政策协调机制的“七国集团”等。“布雷顿森林体系”确立了美元的国际货币地位，便利了国际贸易的进行。WTO公平、无歧视的原则，关税减让的措施，消除了国际投资和贸易障碍，促进了战后国际投资、贸易的迅猛发展。

　　战后国际政治经济秩序的建立，促进了世界的和平发展。赵江林（2017）认为，现有的国际秩序有三大利益。第一，现有的国际秩序极大地减少了各国发展的外部环境不确定性，确保各国发展处于和平的环境中。第二，现有的国际秩序为各国提供了国际发展空间，使各国能够从现有的国际秩序中获得发展机会。第三，现有的国际秩序为各国解决与他国的利益矛盾或冲突提供了规则、机制和平台［1］。在这种良好的氛围中，经济全球化快速发展，世界经济日益融于一体，全球形成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经济共同体。

　　然而，如今某些西方国家带头破坏自己创建的世界政治经济秩序。特朗普处处以“美国第一”为由，先后退出TPP、巴黎协定、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全球移民协议、万国邮政联盟、伊核协议，还威胁退出WTO，退出中导条约。美国对国际条约“合则用，不合则弃”凸显出美国的不负责任、极端自私、不讲信用、蛮不讲理的国际形象。

　　从上述事件来看，2018年是国际政治经济激烈动荡的年代。美国为阻止中国发展，用尽卑劣的手段，撕下自由、人权、法治、信誉的假面具。经济领域，美国通过征收对来自中国进口商品的高额关税开展对华贸易战；通过调整国内财政、货币政策对华开展货币战；还收紧对华高科技产品的出口开展科技战。军事上，美国大幅增加在南海、台海的活动频率，加强中国周边的军事部署，不断给中国施加安全压力。北京大学胡波（2018）认为，随着中国经济实力的增长，军事现代化的推进，中美军事能力在亚太局部区域的差距持续缩小，两国关于地区权力分配和秩序走向的结构性矛盾日益显现。美国将中国视为最大战略竞争对手，这类矛盾正超越传统问题成为博弈主线［2］。

　　二、做好国内外工作

　　2018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认为：“世界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变局中危和机同生并存，这给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带来重大机遇。”只要我们有战略定力，做好中国的事情，讲好中国故事，就一定能攻艰克难，转危为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为应对世界百年的大变局，我们应当从国内和国外做好以下工作。

　　（一）在国内方面，加快产业结构调整，提高创新能力。

　　新中国成立70年，我国建立了完整的工业体系。中国制造业占全球制造业的比重已超过25％。在500种主要工业产品中，中国有220多种产量位居世界第一。在广度上，中国拥有39个工业大类，191个中类和525个小类，是全世界唯一拥有联合国产业分类中全部工业门类的国家。规模庞大、行业齐全的工业体系使中国成为世界工厂（中国商务部，2017）［3］。但是，中兴事件充分暴露了中国工业体系大而不强的痛点，即IT行业对于核心技术的缺失之痛。不少通信相关的元器件，特别是基带芯片、射频芯片、存储芯片等都是从美国进口采购，而且在国内几乎找不到替代品。根据中国半导体行业协会的统计资料显示，2017年中国芯片的国内自给率仅为38.7％，而根据海关总署的数据，芯片进口额从2015年起已经连续3年超过了原油。美国则是全球芯片研发的主导者。根据美国半导体协会（SIA）、国际半导体贸易统计协会（WSTS）的数据，2017年全球半导体总销售额4122亿美元，其中美国半导体企业销售额高达1890亿美元，在全球占比高达46％。而在中国市场，美国企业的市场占有率达到51％（钮文新，2018）［4］。

　　工业体系大而不强，严重制约我国的可持续发展。其中的主要问题：一是我国的全要素生产率（TFP）不高，2014年我国的全要素生产率（TFP）水平只有美国的43.25％（张辉，2018）［5］。二是我国实体企业盈利能力不强，目前工业企业主营业务收入利润率仅为6％左右（裴长洪，2018）［6］。三是我国制造业能源消耗大，污染严重。2016年我国单位GDP能耗约为3.9吨标准煤／万美元，是世界平均标准的1.6倍，与美国、欧盟、日本等发达经济相比分别是其2.2、2.7和3倍（张辉，2018）［5］。四是生产环节处于全球价值链低端，产品附加值低，利润率低，而且面临居于链主地位的发达国家的低端锁定风险。当前，我国制造业增加值率为21％左右，发达国家约为35％—40％；我国人均制造业增加值只有3000多美元，居全球第54位，仅为发达国家水平的1／3（黄汉权，2017）［7］。

　　解决上述问题的根本是提高中国的创新能力，建设创新型国家。党的十九大报告强调：“着力加快建设实体经济、科技创新、现代金融、人力资源协同发展的产业体系”。“加快建设制造强国，加快发展先进制造业，推动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促进我国产业迈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培育若干世界级先进制造业集群”等（习近平，2017）［8］。报告明确指出建设中国现代化工业体系的方向和路径。

　　提高创新能力，首先要建设官产学相结合的国家创新体系，努力追赶国际先进水平；其次要加强国际创新合作，构建全球创新链，利用全球创新的人才、知识、技术等资源，瞄准国际先进水平，掌握核心技术，解决我国现代制造业的技术缺陷和短板。

　　建立现代化经济体系，优化我国的产业结构。首先，努力培育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如航空航天、智能机器人、新一代信息技术、生物制药、新材料、新能源等产业，提高这些产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其次，建立中国高端产业集群，利用京津冀经济圈、长江经济带、粤港澳大湾区的优越条件，建设百亿、千亿的先进制造业集群，提高中国企业的国际竞争力。当前发达国家的国际贸易突出中间品贸易和技术贸易，刘志彪（2018）呼吁我国也要培育全球价值链的“隐形冠军”参与国际竞争，也就是扶持更多高科技中间品企业、技术开发企业，抢占全球价值链的高端［9］。

　　（二）在国际方面，贸易战使我们更加坚定改革开放的信心。

　　一是，共建“一带一路”，增加中国的外贸伙伴，加强世界各国尤其是周边邻国的经济合作。以WTO平等、互惠、非歧视的原则与世界各国友好协商，签订双边或多边自贸协议，互相减让关税，扩大双方的经贸合作。

　　二是，要努力吸引外资，搞好自贸区建设，总结好的经验，以及可以复制、推广的制度，以法治化、公平的营商环境吸引外资。要提高政府的行政效率，简化审批手续，还要降低营商的税收、电力、人力、资金和物流等成本，保护投资人利益，保护知识产权，努力吸引外资和人才。

　　三是，要加快中国企业“走出去”的步伐，如通过与外国政府签订投资保护协议，建设海外产业园区，支持中国企业到海外投资办企业。充分利用各国的比较优势，构建中国的全球价值链，形成中国合理的全球经济布局，确保中国经济稳定增长。

　　四是，为避免因美元激烈波动带来的国际金融市场动荡的影响，我国应当加速人民币国际化的进程，利用我国贸易和投资大国的地位，不断增加人民币在国际贸易结算、国际投资以及国际储备货币的比重。

　　五是，由于国际经济动荡不安，我国要更加重视国内市场，努力扩大国内内需，转变我国经济增长由出口导向型向消费推动型发展，提高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

　　三、积极参与全球治理体系变革

　　当前，全球秩序由于美国只从自身的利益考虑，不再承担大国的责任，原来的世界秩序被打乱，全球治理体系正面临重大的变革。中国是经济全球化的受惠者，如何维护和平稳定的世界局面，争取更多发展空间、更长战略发展机遇期，是摆在我们面前的重大课题。解决这一问题的关键是，我国要以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思想讲好中国故事，积极参与全球事务。

　　在中共十九大，习近平（2017）“呼吁，各国人民同心协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这是中国构建新的经济全球化的倡议和方案。当前，中国提倡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在世界引起强烈的反响。2017年3月17日，联合国安理会一致通过第2344号决议，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载入其中，体现了国际社会的共识，肯定了中国经济全球化的新理念，这是国际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班威，2017）［10］。中国正从一个过去国际规则的被动执行者，转变成为国际事务的积极参与者、国际规则的制定者。

　　中国要利用国际会议、国际组织，大力宣传人类命运共同体主张，争取更多国际认同。中国要在联合国、WTO、IMF、G20等国际组织中发挥作用，反对践踏国际规则，反对单边主义，为发展中国家争取权益，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中国要在力所能及的基础上，参与联合国维和行动，和国际组织一起帮助发展中国家脱离贫困，应对自然灾害，保护地球环境，战胜威胁人类的重大疾病，做世界和平的守卫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中国要以“一带一路”为平台，始终不渝地奉行和平发展、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加强与世界各国，尤其是周边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合作，促进中国经济发展，也带动世界共同发展，实现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美好梦想。（作者系暨南大学国际商学院副教授   林学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