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经济学家林毅夫教授日前在《西部论坛》2018年第6期独立署名发表了《中国改革开放40年经济发展态势与新时代转型升级展望》一文。林毅夫认为，中国改革开放40年来，创造了世界经济发展的奇迹。这是中国对世界作出的贡献。党的十九大作出了重要论断，指出中国经济已经进入新时代。在这一现实背景下，准确把握中国未来发展态势尤其重要。在中国经济的总体发展态势下，作为一个中等发达的经济体，新时代中国经济发展的关键在于发展实体经济。

　　林毅夫认为，改革开放以后的中国能够实现长达39年的平均9.5％的增长，并高出“常态化增长”的2倍水平，其根源在于，作为发展中国家，中国拥有“后来者优势”。发展中国家的收入水平低，代表的是产业附加值低，所在产业使用的技术不是最新最好的技术。从经济学意义上而言，新一期生产使用的技术比现在的技术好，即为技术创新，新一期投资所进入行业的附加值比现在行业的附加值高，即为产业升级。我们引进使用发达国家用过的技术，就是技术创新；投资于发达国家已经成熟的产业，就是产业升级。通过利用发达国家成熟的技术或产业，技术创新、产业升级的成本和风险小，成为中国改革开放40年快速发展的主要机制，即“后来者优势”。林毅夫认为，不管外部形势如何，中国仍然能够维持一个合理的投资增长速度。投资可以创造就业，从而增加家庭收入，扩大消费。可见，中国到2020年前维持6.5％左右的增长速度是完全可能的。到2028年，维持5％－6％的增长是完全可能的，到2040年，维持4％－5％的增长完全可能。现在中国经济规模占全世界15％左右，按照6.5％左右的增长，每年对世界增长的贡献将达到1个百分点。每年世界经济增长大约3％，其中30％的增长在中国。中国仍然是全世界增长态势最好的国家，这种态势还将持续。即使出现了中美贸易争端，根据有关测算，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影响最多只有0.5个百分点。到2020年前，我国应该有6.5％左右的增长速度，扣除0.5个百分点的增长，还有6％的增长，属于中高速增长。只要我国保持定力，继续深化改革，以中国经济增长的态势，一定可以实现“两个一百年”的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林毅夫指出，新时代发展关键在于推动实体经济产业转型升级。如何通过创新驱动，推动制造业的转型升级？从新结构经济学的视角，中等收入经济体可将现有实体经济的制造业分成五种不同类型，实现相应的创新方式。一是追赶型。中国和发达国家都有这类制造业。但同样一部机器或设备，中国的卖价比发达国家低。应鼓励有条件的企业到海外并购同类产业中拥有先进技术的企业，作为技术创新、产业升级的来源。二是领先型。中国有些产业已领先世界，比如，高铁，电视机、洗衣机等家电产业，都是全球领先。领先型产业，必须依靠自主研发新产品、新技术，才能继续保持领先地位。三是转进型。对于劳动密集型出口加工产业，部分企业可以升级到品牌、研发、品管、市场渠道管理等高附加值的微笑曲线两端。四是换道超车型。这类新兴产业的特征是人力资本需求高、研发周期短，如信息、通讯产业的软件、手机等。在这类产业发展上，中国拥有国内市场巨大、科技人才多、生产加工能力完备、能够迅速把概念变成产品等优势，并出现了华为、中兴、阿里巴巴、腾讯等成功企业。五是战略型。战略型产业的研发周期长，需要高人力资本和金融资本。战略型产业可分成两类：一是国防安全产业，生产飞机、大炮、航空母舰，研发周期长，比如，新型战斗机的研发周期可能长达30年，航空母舰的研发周期可能是40－50年；二是战略新兴产业，这种产业未必与国防安全直接相关，但其研发周期长，资本投入大。虽然此类产业不是中国的优势，但如现在不投入，不掌握专利和关键技术，将来可能陷入被动，届时高价也可能难以买到专利。新能源和新材料领域也是如此。林毅夫认为，无论哪类产业，技术创新必须重视人才，创造一个有利于人才发挥的制度环境尤为重要。展望未来，新时代中国面临巨大的发展机会，抓住机会的关键在于实体经济特别是制造业。

　　此前，林毅夫曾应邀莅临重庆，出席2018中国绿色金融创新发展高层论坛暨江北嘴财经论坛年会，并在重庆工商大学学术期刊社副社长、《西部论坛》常务副主编莫远明编审主持的论坛闭幕式上作了题为《新结构经济学助推西部经济发展转型升级》的主旨演讲。

　　林毅夫系国务院参事，全国政协常委、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北京大学新结构经济学研究院院长，北京大学南南合作与发展学院院长，研究领域主要涉及发展经济学、农业经济学、制度经济学，曾担任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兼高级副行长，在政策层面和学术界有广泛的影响。2018年12月18日，林毅夫被党中央、国务院授予改革先锋称号，并入选中国青年网理论频道特别推出的“致敬中国改革开放四十年·中国智库建设40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