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10月建国以来，国家一直关注国民素质教育。在1978年12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路线以后，治国理政的重点和方法，都出现了巨大的变化，对国民素质教育依然是核心任务之一，但重点转移到了如何激发国民为国家强大、民主和和谐目标而努力奋斗上。这种转换是历史的必然。随着经济建设成就的不断积累，国家发展站到了一个新的起点上，国民素质教育就被不断赋予更多的内容。工匠精神教育问题，就是如此。工匠精神教育的提出，实际上也是国民素质教育本身深化和拓展的自然结果，因为，对国民素质的内涵和外延的理解，是随着国家进步和民众思想观念的变化而不断变化的。工匠精神指的是以精益求精的精神来从事职业或专业活动，以获得最优良的业绩，比如提供最精良的产品或最优质的服务。所以，工匠精神的核心与对最优追求是密切联系在一起的。而这种追求反映的是，一个国家的国民对理想目标与理想图景的期待以及为此而愿意做出的种种努力。更准确地说，这是国民的精神追求的一种直管而具体的体现。

　　古今中外，民众的精神状态的塑造从来不能依靠自发的或自然的力量，而必须借助系统的人力，必须要基于对民众思想观念的判断，对国家发展目标的把握，对思想教育机制的升级来实现。

　　国民素质问题的提出，与一个国家民众意识的形成是联系在一起的。在20世纪初期，刚刚形成现代国家意识的中国知识分子，就积极探讨国民素质教育问题，因此而吸纳各个先进国家的思想、理论和方法。当时，对国民素质内涵和外延的理解，偏重于国民的国家意识，进而才涉及到国民自身的文化素质、技术素质和其他素质问题。当年鲁迅曾经为国民麻木于外强欺负的精神状态而感到悲哀。许多有识之士致力于民智的开启，所做的各种努力，实际上就是提升国民素质，当然，现代教育制度的引入与建设，也在为整体上提升国民素质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因为素质问题，往往涉及到国民精神意识的基本面，是最基础性的精神意识部分，所以，最初的理解也主要集中在文化知识等方面。20－30年代掀起的新生活运动也是以提升国民素质为目标的，侧重的是一些基本的生活秩序文明化的举措。而实际上，在精神意识基本面上，还有一个如何在职业或专业活动中追求精良目标的意识和方法的问题。无论是哪个国家的国民，都有对国家的目标、任务的认识，也有对自己如何在国家服务问题上的看法，也有对自己如何看待和处理职业或专业活动的问题。讲到国民行为的纪律性，许多人惯于将之归结为国民素质问题，这是因为行为的纪律性反映的是一个人或一群人对基本秩序的理解，对本人如何在这个秩序中活动问题的认识，愿意为了这种秩序而接受特定约束的人或人群，在行为上就必定会遵守纪律，显示出行为的规矩性，基于这种规矩性，良好的秩序就容易建立起来。这与更高尚的意识境界没有直接的关系，而就是一个人或一群人的基本素质有关。如今，国际上公认，在德国和日本，国民行为的纪律性程度是比较高的，也就引申出他们的国民基本素质比较好的基本结论。这说明了一个基本道理：国民素质是由许多方面的意识和行为指向综合而成的，但背后总与某一种基本的价值取向联系在一起，纪律性强的个人或一群人，必定持有一种对秩序十分向往的基本价值观。

　　由此类推，工匠精神应该成为国民素质的重要组成部分，因为这种精神一方面连接着国民对优良品质的基本价值追求，另一方面也与通过艰苦努力而实现这种追求的务实意识有关。精益求精而不是得过且过，追求第一流而不是自我放低标准，这是工匠精神的基本价值取向，它应该成为国民素质的重要组成部分，没有这种工匠精神的国民，必定在许多重大问题上不把优良标准置于首位，也就必定在行为上十分松懈，比如，在职业或专业活动中缺少钻研精神，遇到困难就知难而退，遇到挫折，也没有迎头而上的劲头。这样的国民也必定是精神萎靡的，素质也处在低层水平上。

　　经过改革开放三十多的努力，中国的国家实力大大增强，这反过来也促使人们对国民素质的理解和认识拓展了范围。其实，无论在哪个时期，作为体现国民基本思想认识和行为取向的一些基本价值准则，从来就是国民素质教育的重点，比如诚实守信、勇于进取、艰苦奋斗等等，应该是国民基本素质的主要内涵。而进入21世纪以后，执政党提出工匠精神教育，实际上是为国民素质教育增加了新的内容，这是与时俱进的结果。随着中国经济在世界经济格局中占据的分量越来越重，中国的产品和服务越来越受到全世界的欢迎。同时，与一些发达国家相比，一些明显的差距也显露出来，反映在产品和服务提供方面，经常出现因为缺少精益求精精神而产生的粗制滥造现象，这也反映出，在客观上，国民素质还有待进一步提高。（范笑天　民建北京市委理论委员、中国法学会会员、中国范仲淹研究会理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