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理论界乃至全社会有两个需要下力气解决的问题：一个是“左”右因缺少统一的价值坐标和评价标准而难达共识，争论长期存在，这已经对党创新执政方式、提高执政能力构成严重掣肘；另一个是对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特别是习近平总书记治国理政思想和理念的解读表面化、肤浅化，这同样影响着全党全社会达成共识、凝聚力量。两个问题有着相同的根源，那就是中国共产党由革命党转变为执政党后，在理论建构上没有实现相应突破，这样就长期存在以革命理论指导执政行为的问题。如何解决这一问题？

　　历史要求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创新政治观

　　中国与西方国家比较，差异性并不仅仅在于走什么道路的问题，或者说不仅仅是政治制度与社会运行规则的问题，更重要地反映在精神世界和价值系统的构成与逻辑方面。在三权分立的制度设计下，西方国家领导人的权力边界清晰，职责范围较窄，主要限定在行政范围。所以，政党轮替政府换届，新领导人上任后，既不需要考虑立法和司法改革，也不需要重新设计国家政治结构和政治体制，更不需要建构一个新的精神大厦，引领社会思潮，制订道德价值观系统。因为西方的政治制度早就由开国元勋和一批思想家设计完成，立法和司法也由“三权分立”作出界定与分割，任何政党执政都无权更易。至于精神大厦主要是由宗教信仰来构成，而宗教信仰又是不可更易的，是一种维系数千年不变的东西。即使从社会层面看问题，西方的道德本质上是宗教伦理道德，因而由宗教理论指导，由教会和社会公益组织推动，再加上完善的法律规范与深厚的契约意识，政府和领导人都不需要在这些方面花大气力，这也是西方国家领导人工作内容单纯的原因。

　　中国的领导人远没有西方领导人那么轻松，因为中国的宗教不具有支撑精神世界、引领社会道德的功能，而法的作用也处于发展过程中，我们社会最大的调整力量是党及其领导下的政府，大众的社会活动都是以政治活动为核心和评价尺度，一定意义上把中国界定为“政治中国”更为贴切，这也是中国人较西方人政治参与度更高的重要原因。反映在中国共产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的责任方面，就是党和国家领导人既要承担政治设计的责任，还要承担思想和精神引领的责任，这便决定了我们不仅要关注最高领导人的执政方略，更要关注执政方略背后的政治理念，也就是政治观，这一点更带有根本性。

　　任何一种制度模式和社会运行规则都与国家民族的文化传统、社会结构与价值观念有关，无高下之分。既然我们是政治决定一切，那么政治设计、思想引领、道德规范都由党来承担，进而对最高决策群体，尤其是最高领导人有极高的期待，他必须完成政治制度的完善与发展，必须找到政治思想的支撑和引领，必须完成社会道德体系的建构。这一切能否取得好的效果，取决于最高领导人的政治观，有什么样的政治观就产生什么样的政治设计，仅仅遵循前制，没有实现重大突破者不算一代，只有创造性的新政治观才能开创新境界，所以，新政治观是一代领导人的鲜明标志和评价尺度。

　　如果以鲜明性、贡献特质来认定中国几代领导人，我们或许可以这样评价，毛泽东的历史贡献反映在建党建军，邓小平的贡献反映在治国，习近平的贡献将突显于党的执政能力的提升、民族人文品质的提升，反映在强化民族引领人类文明前行的能力，这些共同决定着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把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引向成功的是毛泽东，但在国家建设时期他的认识存在误区，没有跳出阶级斗争的束缚，结果出现了一个“贫穷的社会主义”。改善和引领中国共产党实现转型，或者说将中国共产党由革命思维引向执政思维的是邓小平，他解决了中国人一直无法解决的吃饭问题。邓小平是最早参加中国革命的那一代人，贡献巨大但不是主导者，他的贡献主要是改变了中国共产党的思维和价值系统，实现了一次重大超越，实现了治国理念的突破。在探索中国的大国道路进程中，我们需要一位伟大的政治家，以重大理论突破实现党的自我超越，实现民族的飞跃性发展，这个责任落在了习近平肩上，原因在于两个方面：首先，中华民族与中国共产党都处于十字路口，要么超越，要么走弯路甚至歧路，没有中间道路，这时需要引路人；再者，习近平已经展示出来的执政风格和执政能力，一个反腐和立规矩，就已经切入到改变中华民族价值观的层面，令人刮目相看，且尽显伟大政治家的品格和风采。

　　进一步认识毛泽东、邓小平与习近平的执政特点，会发现之间存在相通与区别之处。毛泽东之所以在“文革”中犯了重大错误仍然受到后人的高度推崇，主要是作为革命党的领袖，无人比肩。他的政治理想和政治理论至今影响着党的政治品质和性质宗旨。他在建党建军方面，贡献巨大而不可替代。与此同时，我们又不得不承认，在执政方式和执政成效上，远没有领导革命那么突出。主客观的原因导致了毛泽东没能超越历史，超越自我。所以，如果提出毛泽东解决了什么和没有解决什么这样的问题，可以说从陈独秀、向忠发、王明、博古、张闻天到毛泽东本人，都是围绕马克思主义革命理想在中国获得实现的问题而展开，毛泽东是实现中国革命胜利的领路人，但他只是解决了革命这半程，没有解决执政这半程。这就是看党史军史主要是看毛泽东的原因。

　　主导国家建设走上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轨道，推动中国共产党完成由革命党向执政党的初步转型，主要是邓小平，邓小平提出了工作重心转移，尤其是确立了“和平发展”的政治观，设计和主导了改革开放，由此使中国共产党跳出“阶级斗争为纲”的政治观。从1978年真理标准大讨论到1992年南方讲话，短短十几年的时间，邓小平就解决了中国的发展道路问题，在这方面无人可比。我们从邓小平开启的改革开放，可以领略思想解放的威力，由此折射出邓小平的政治勇气、政治智慧和政治品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总设计师是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则根据这一设计，主要探寻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该怎么走。回头看改革开放，可以说党能够从封闭僵化中走出，就因为邓小平以伟大政治家的胸怀和勇气，采取了亚历山大一剑破解“戈耳狄俄斯之结”的决断，坚持“不争论”，跳出“姓资姓社之争”，一切以务实为原则，包括南海这样的重大争端，他也以“搁置争议，共同开发”应对。正是有了邓小平的思路和方法，才有了今天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不过，我们要承认，邓小平并没有真正从理论上解决中国的大国道路，这一历史任务落在习近平的肩上。

　　那么，习近平面临什么挑战，必须超越什么？简单地说，毛泽东和邓小平两人都没有解决的或没有面临的许多重大历史命题都集中到今天，需要习近平以伟大政治家的智慧和勇气予以破解。毛泽东没有解决阶级斗争之外的精神力量之源问题，邓小平没有解决经济飞速发展后的利益分配或利益共享问题。两个问题，一个涉及精神世界，另一个涉及物质世界。只有将两个问题都解决好，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才会成为现实。

　　习近平要有效解决两代领导人没有解决的重大问题，不能重复两人已经采取的方式方法，只能自创新路，要在毛泽东和邓小平的思想理论基础上实现重大创新，或者说实现革命理论向执政理论的突破，才有可能破解中国共产党遇到的新情况、新问题、新矛盾。毛泽东是在中国这样的文化和社会环境中，运用从西方引进的马克思主义先进理论完成中国革命的实际，邓小平是在发现我们以往发展中的矛盾和问题的基础上，探索前进道路，也就是仍然是在中国的特定环境中进行。习近平不可能再在这样的环境中前进，他要超出中国以往积累的经验范畴，不仅仅要考虑中国怎么发展，而且要考虑中国和世界怎样在互动中发展、甚至中国能否为世界探索一个更好的发展道路的问题。换句话说，毛泽东时代仅仅以批判和否定西方，就可以保证自己的合法性、先进性，而今国际国内的政治生态与民众的观念和思维已经走出很远，仅仅是否定显然无法说服人，无法赢得更多追随者，习近平必须通过创造科学理论，并且是内生的理论为全社会找到共识，否则“左”右之争将永远进行下去。以中国参与世界规则制订为例，毛泽东时代搞了“三个世界划分”，邓小平时代搞了个“南南关系、南北关系”，二者有差异，但都取决于二元政治观。在冷战结束、世界政治生态发生巨大变化的今天，我们必须创新外交理论和国家关系准则，这决定于政治观是否取得突破性进展。

　　“四个全面”蕴含的新政治观

　　习近平的执政方略是“四个全面”，执政理念则是“新常态”，新政治观就蕴含于其中。因此，我们分析其新政治观必须弄清“四个全面”的基本内涵和政治品质。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背后的政治品格和价值追求。确立什么样的国家和社会建设目标，反映的是执政集团的政治理想和执政理念，影响的是社会各阶层的利益，这也是政党高举的旗帜和奋斗目标影响追随者的重要原因，同时是接受人民群众评价和检验的尺度。代表小部分人的利益必是小众党，代表大多数人的利益才敢言是最广大人民利益的代表。政党代表的阶级利益不是一成不变的，它注定随着政治生态的变化与政党主导者的政治理念与政治设计处于变化之中。很多政党在发展强大以后会发生蜕变，比如苏共后期就蜕变为利益集团，国民党之所以由号称世界四大政党到衰败，也和它由为人民大众利益而奋斗蜕变为“四大家族”的利益代表有关。然而，蜕变后的国民党只能依赖自己的利益集团，脱离了这个集团就会迅速走向灭亡，所以，国民党不是不知道水能载舟也能覆舟的道理，但政治落后制约着其前进方向和道路。

　　所以，对于中国共产党来说，确立发展目标和实现路径，很重要的是保持自己的政治品质，坚守政治伦理，力避背叛自己的宗旨。从这个意义上讲，“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与邓小平及其后来确立的“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存在一些差异。建成作为一种方略，作为习近平的政治观表现出来，其内涵之丰富、意义之重大必是我们需要深刻把握的。

　　确立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至少蕴含着两个重要的价值追求，一个是让全社会共享发展成果，即解决利益分配悬殊过大的问题。建成既是目标，也是一种社会形态，还是一种价值观，以建成作为我们的检验标准，那么就涉及到社会发展成果的共享问题，就涉及到社会阶层和集团的利益平衡问题，这就回到了共产党“均贫富”“消灭剥削”“共享繁荣”的社会理想上来。如果我们全面理解习近平的举措，就会深刻感受到他的政治理想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紧密结合在一起。比如限制特权是一种利益再分配，因为权力影响着利益，权力本身就是一种利益，是利益就要分享，这是现代政治观的基本要求。再看反腐，这决不仅仅是消除腐败，也存在着解决特权阶层的利益垄断问题，还是解决共享的问题。这也是习近平在纪念全国人大成立60周年大会上所指出的：“切实防止出现人民形式上有权、实际上无权的现象。”这个权包含着丰富的内容，包括生存权，也包括民主权利，充分体现在小康社会之中。

　　另一个是将发展引向理性。当下我们建设的是小康社会，而不是全面建设发达国家，这与文革时期的超英赶美迥异，尤其是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情况，理性殊为难得。如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只是停留在利益共享上，这个小康一定是存在偏差的，不稳定的，没有希望的。因为，再伟大的政党，再强有力的政府都不能满足人无度的欲望，只强调和激发物质利益需要，而不去引导价值观，实现物质和精神的平衡，很可能经济越是繁荣，物质利益越丰富，矛盾越多，风险越大。一个人没有饭吃的时候只有一件事要做，就是找饭吃，有了饭吃后会生出许多事来，而生出来的事一定是精神领域的。这就是习近平一再强调信仰，提出“人民有信仰，民族有希望，国家有力量”的重要原因。

　　“全面深化改革”背后的政治逻辑和实现路径。所有改革无非涉及两个问题，一个是权力分配，另一个是利益分配。我们的体制改革一定遇到这样一个问题，政府放权后，我们的制度特点与西方的制度特点有何差异？放权后，我们的政府还要不要维持如此庞大的规模？因为以前我们的政府作为市场主体参与经营，有人讲“总理是最大的总经理”，如果政府退出经济活动，向服务型政府转变，那么分配资源的能力必然下降，这时，中国的权力构成和运行会怎样，很值得思考。

　　改革的目的是兴利除弊，但改革的实质和路径则是创立一种新的游戏规则和逻辑。我们习惯于强调政治的神圣，并循着追求真理的路径推进改革。历史上走向失败的政治改革，很重要的一点是没有把握权力的本质与权力的运行规律。要保证政治体制改革有效推进，很重要的是去除政治绝对化和神圣化，让政治权力运行回归本质，也就是说政治制度改革其实就是打破旧的游戏规则，建立新的政治游戏规则。

　　任何领域都有游戏规则，包括政治领域，如果不承认这一点，就很难解释周永康、郭伯雄、徐才厚、令计划之流的腐败问题。按照原有的政治逻辑，这些人如果不清理，他们离开这个世界时，讣告上一定出现“忠诚的马克思主义战士”“我党久经考验的卓越的领导人”这样的表述。这些溢美之辞放到革命战争年代走来的革命者身上是准确的，用孙中山先生的观点，他们属于“首义党员”，是有高尚精神和坚定政治信仰支撑的，但放到和平时期成长起来的“协助党员”和“普通党员”身上，就不具有说服力，因为权力的漩涡中不会产生高尚，这是被现实所证明的，是不依集团和个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只有承认其间的特殊规则，才会建立新的有异于革命战争年代形成的政治规则。

　　“两个互不否定”，已经说明我们要以科学思维和政治观指引改革探索，否则不仅无法找到新路，还会摧毁现有的精神和价值系统，导致紊乱。实际上，邓小平与毛泽东选择了不同的前进路径，毛泽东在探索中国自己的道路时，革命阶段的探索极其成功，但执政阶段没有成功的经验可以借鉴，只能自己找路，这便出现两个结果，一个是成功，一个是失败，毛泽东失败了，但这个问题要辩证地看，没有毛泽东的失败，就没有邓小平的成功，也就不会有跳出“两个凡是”，原本这就是对立统一规律使然。习近平主导中央政治局学习辩证法，坚持“两个互不否定”，已经表明了自己的政治观的出发点，而阐明的中国与西方和世界的政治关系，又表明了新的看法，也就是参与世界文明创造的新的政治观念。

　　“全面依法治国”背后的执政方式和执政理念。革命党与执政党、法治与人论，类似的问题都属于绕不过、躲不开的难题，必须直面且需要作出理论解答。党的理念处于革命阶段，包括以革命理论支持执政阶段，法只是实现“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因为调节社会和激发力量都来自于阶级和革命，也就是说阶级对立可以完成一切社会关系的处理。进入执政阶段，尤其阶级关系消失以后，社会矛盾主要反映为阶层或集团的利益关系，党不可能再以区分阶级关系来完成社会调节，必须形成新的逻辑，即必须产生新的游戏规则和价值系统，这就必然选择人类文化史上最具特色、最有成效的两个规范方式，一个是契约亦即法治，另一个是道德规范亦或德治。从人类的更高级阶段看，德治更可靠，但在人类尚未进入更高级阶段时，只能强调法治，辅之以德治。

　　走法治道路，必然涉及到政治观，换言之，没有政治观的突破，也便没有法治的真正实施，这一点我们与西方是存在差异的。西方法治观念深厚，早在公元前450年，罗马广场上就树立了12铜表法，并由此奠定西方的法治基础，同时这个基础还得到了宗教的支撑，因为前有犹太教的摩西与上帝的约定，后有基督教的耶稣与上帝的约定，这些契约都支持法治，强化法治。

　　全面依法治国与依法治国最大的差异在于，后者是治国的手段之一，而前者则是治国的根本乃至全部。这就意味着若干政治观念必须确立起来。一个是“善于把党的主张化为国家意志”，即实现观念上的突破，把党的治国理政思想注入法的范畴；另一个是党的主导作用要在法的规范下活动，也就是党带领人民制订的法应当带头执行，即强调自我约束，尤其要形成内生的逻辑和一致性，而不是“两张皮”，否则难以跳出“党大还是法大”的泥潭；再一个是努力把理论化作实践，或者说将理论化作制度设计。

　　依法治国不是新思想，这是邓小平在改革开放初期就大力倡导的，所以我们高度关注全面依法治国，在于其更加丰富和深刻的内容。十八届四中全会决定推进依法治国的一系列重大设计中，最为核心的是依宪治国，这实际上是习近平在纪念宪法颁布35周年大会讲话中所突出强调的。依宪治国原本是现代国家的最显著标志，之所以在当下中国成为热点，主要是涉及“党大还是法大”问题，涉及“宣誓效忠宪法与向党旗帜宣誓”的问题，涉及现有宪法规定的一些公民权力如何落到实处的问题。

　　一段时间来宪政成为敏感词，其实，宪政道路漫长，并非一蹴而就。美国走的是西方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宪政道路，但开国者设计的宪政思想，也是通过一次次由立法、司法、行政，乃至“升斗小民”参与的司法大战方才实现。中国的宪政一定是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宪政，这是不言而喻的，而保证真正实现宪政，也将有一个长期的过程，这期间不要为那些以西方宪政为评价尺度者诘难而动摇，而回避。所以，确立路径就是一种政治观念和政治路径。

　　执政和革命差异很大，走出“格瓦拉困境”，很重要的是为谁执政和怎样执政，而这个问题背后又是为什么执政，为执政而执政就会扭曲政治制度和政治目的，就会生成既得利益集团。这时的法律也就成了执政集团垄断权力的手段，而不是公平正义的保护神。新的法治改革，提出了终生追究，领导干部打招呼要记录在案，这就意味着，主要领导打着党委领导司法的旗帜谋求一己之利不行了，就是谋取一个单位和地方的“公利”也不行了。这是一次巨大的具有政治特征的突破。

　　“全面从严治党”背后的政治伦理与廓清权力。习近平一再强调“政治规矩”，是因为这是全面从严治党的路径和不二选择。政治规矩主要反映为两个方面，一个是制度设计，另一个是遵循权力运行规则的意识，二者缺一不可。自然的人进化为社会的人，追逐的重点之一是权力。政党政治与社会制度的先进与否，很重要地反映在对权力的授受关系的认识上，同时反映在权力建构和运行模式上。如果研究中国共产党的自我更新路径，突破口在于规范权力的运行。长期以来，我们的权力出现严重失控现象，一方面由于缺少强有力的外部监督，另一方面是中国的文化传统原本潜规则重过显规则。要改变这种情况，走西方政党轮替和三权分立的道路是不现实的，根本出路在于自我改善，建立一党执政下的政治伦理规则，也就是设计中国特色的将“权力关进笼子”的模式。

　　当下中国迫切需要构建政治伦理规则，因为西方国家在政治权力之外还有宗教和法律起规范作用，我们的宗教不具有社会规范和调节力量，法治又处于发展进行时，且处于初级阶段，很大一批领导干部尚未树立法治意识，更愿意依赖政治的强力，而政治权力的滥用很容易导致权力运行失序。中国历史上有那么多你死我活的政治斗争，就在于科学制度规范缺失的同时，没有形成政治伦理规则。

　　习近平建构的政治伦理系统分几个层次。第一个层次是政党的路径选择。习近平坚守和传承中国共产党的“红色基因”有其必然性。只有坚守才能保证其担任总书记的合法性，也就是其权力来自全党的委托，而不是其他政治力量的委托。因此，他一再强调“共产主义信仰是共产党员精神上的‘钙’”，并且着力推动了群众路线教育活动，重视中国共产党“优良作风”的传承与红色基因的继承，所有这些都反映在他一次次到红色圣地去“朝圣”，等等。这实际上本身就是政治伦理使然，作为中国共产党的总书记，有责任带领全党去探索，实现自我超越、自我更新，但决不能自我否定，前者可以带来新生，后者只能导致自我毁灭。即使从其家庭出身的角度讲，他也不能搞自我否定，否则就会出现对先辈的背叛，这是个伦理问题。

　　第二个层次是从严治党。中国共产党较西方政党拥有更多道义优势，至少理论上是这样的。在过去很长时间里共产党一直占领着道德的制高点，包括以牺牲自己来成就人民大众，也包括对道德纯洁的追求，只是在一段时间里我们这种要求被废驰了。这种废驰有深刻的利益关系，正是利益关系决定了习近平强调从严治党不是一个简单地回归传统，而是新的开拓，因而包含着新政治观。革命战争年代坚持更高的要求，党和领导的军队没有自己的利益，靠的是信仰，同时也是客观环境使然，战争让每一个参与者都无法保护自己的任何私财，这时党要求高于一般群众的纯洁与无私，既是号召，也有客观条件的配合。而今党仍然没有独立于人民之外的利益，但党的成员有自身利益，这种情况下讲纯洁，就必须奠基于新的政治伦理规则，这就意味着要以新政治观为基础。

　　从严治党主要包含两个要素，一个是建立与时代特点相吻合的政治伦理，另一个是从严治官，以严治实现公权与私权的切割，以利益规范实现利益科学分配，由此平衡社会价值追求，真正形成先进国家早就实现的多元追求，而不是封建王朝传承下来的官本位。多党轮替不需要从严治党，因为老百姓用选票来选择执政党，一党执政在一定意义上高度控制资源，不到民怨发展到足以改朝换代的程度，执政者是可以保证自己掌握执政权力的，或者说西方换掉一个执政党比较容易，中国换掉执政党很难，正是这样的原因，给中国共产党提出了政治伦理要求，你要执政，你也想执政，你就必须把人民的利益看得高于一切，这是政治伦理规则决定的。

　　第三个层次是精神境界。中国共产党与西方政党不同，西方政党不会主动把自己神圣化，他们认为自己是政客，因为他们不靠这个来执政，中国共产党却是离不开自我神圣，因为只有神圣才不需要政党轮替。正是这种逻辑，就必须坚持对集团内成员的高要求，尽管很难做到。时代的变化和政治生态的变更，确实导致共产党集团内的成员很难再达到革命战争年代那种革命热情，那种奋斗精神，因此，在要求更高政治标准的同时，要加入时代元素，这实际上是新政治观所关照的范围。

　　习近平新政治观的理论体系和基本构成要素

　　习近平的新政治观是开创文明，这一政治观拥有四大基石，或者说由四大要素构成其理论体系。包括政治规矩、利益共享、传统一脉、合作共赢。结合中国的政治和社会特点，政治规矩包含着党纪和法治；利益共享包括经济和政治权利；文化一脉则包含着传统文化和政治文化的一脉，即打破过去以新文化否定旧文化，以新政治思维否定旧政治思维的老路；合作共赢则是在“命运共同体”基础上的跳出冷战的对立思维，以共有的文明和价值实现相向而行。

　　习近平新政治观的特点是，以新思维改变旧观念，以新规矩更新旧秩序，即先立后破。这与毛泽东和邓小平的政治观有一脉相承之处，但也存在着一定的差异。毛泽东强调矫枉过正，先破后立，这反映在《好得很与坏得很》等文章中，更反映在“文化大革命”的一系列举措中。虽然我们认为这些都符合革命的逻辑，出发点不能说错，但却导致了中华民族文化与价值观的断裂。邓小平也走了这样的道路，他打破了毛泽东的革命逻辑，跳出“两个凡是”，但囿于历史条件，他不得不采取“摸着石头过河”的改革路径，做法没有错，但在打破极左思想的同时没有真正找到新路，换言之其改革开放总体缺乏理论指导，目前一直未能解决的“左”右之争，尽管他一再要求跳出姓资姓社，但没有解决内生理论，共识无法达成，斗争只能继续。习近平“两个互不否定”除了打通党的精神血脉外，还由立而破，解决了过去革命思维下的先破后立而来的断层和虚无。

　　政治规矩。在十八届中央纪委第五次全会上，习近平提出“政治规矩”。他说，要“严明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把守纪律、讲规矩摆在更加重要的位置”。习近平讲的政治规矩主要包括四个方面：党章是总规矩；党的政治纪律是全党在政治方向、政治立场、政治言论、政治行动方面必须遵守的刚性约束；国家法律是党员、干部必须遵守的规矩；党在长期实践中形成的优良传统和工作惯例。习近平明确指出：“纪律是成文的规矩，一些未明文列入纪律的规矩是不成文的纪律；纪律是刚性的规矩，一些未明文列入纪律的规矩是自我约束的纪律。党内很多规矩是我们党在长期实践中形成的优良传统和工作惯例，经过实践检验，约定俗成、行之有效，反映了我们党对一些问题的深刻思考和科学总结，需要全党长期坚持并自觉遵循。”也就是刚性约束与柔性约束的结合。

　　政治规矩内含着两个新元素，一个是党由自律向他律拓展，也就是过去更多从政治上的先进性强调，未来则以完善制度来规范。同时，习近平一再强调敬畏权力，由此展开，必然涉及到政治活动的范围，涉及到党在什么范围内活动的问题，必然是改变过去那种政治解构一切，坚持党在法的范围内活动。其实，这其中还有一个重要理念，就是法治为主，德治为辅。中国的封建统治是宗法，统治者要维护其家天下，自然不会走法治道路，只能选择德治。中国共产党确立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与核心价值观，以及我们党靠纯洁性和神圣性形成强大的号召力，这些都是政治优势，但我们也必须遵循政治规则，因为政治生态的变化已经不再支撑以道德规范行为，处理不好，权力的特有规律甚至形成“逆塑造”现象，即在权力体系中呆得时间越久，越不道德，所以，必须寻求与时代相适应的新的权力运行规则。所以，今天继续要求党员干部提升自己的境界，坚守共产党人的政治品德，但基础却是政治伦理规则，这应当是习近平提出政治规矩的基本考量，也是革命党转变为执政党的最大公约数和最重要的突破口。

　　利益共享。任何国家制度设计的核心无不是利益分配问题，衡量一个政党先进与否，就要看其代表哪个集团和阶层的利益，即使西方非政治制度之争的政党竞选，也是看代表了多少选民的利益。对于中国共产党来讲，“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既是性质宗旨的要求，也是获得政治力量、精神力量的源泉所在。评价一个政党乃至一个人的精神境界，最重要的指标也是利益予夺。我们分析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差异，最关键的是以何种分配方式进行利益划分。比如，核心价值观上，西方早期强调的是自由、平等、博爱，为什么平等很快淡出了呢？主要是因为市场经济或股份制经济。西方人认为，实现法律和人格上的平等是能够做到的，但要实现社会地位的平等则不可能，因为市场经济遵循的是“股同权同，股不同权不同”，老板与员工从来都是不平等的，也永远无法实现平等。而在社会主义中国，革命的理由就是推翻阶级剥削，实现人与人的平等，这也是对劳苦大众具有强大号召力的根本原因。改革开放后，由于我们的制度设计出现了错位，结果出现了贫富悬殊的问题，导致矛盾丛生。

　　习近平的政治观与执政理念、执政方略正在回归到中国共产党的性质宗旨和奋斗目标上来。中国共产党的性质宗旨是什么？实现共产主义而共产主义的根底就是“没有剥削和压迫”，而共产主义的中继社会主义，也是强调共同富裕，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我们出现了偏离，主要就是利益分配出了问题。习近平正在通过深化改革来解决这个问题，并且是全方位和立体式的，比如限制国有企业高管的工资，就是一种调整分配方式的改革，反腐和规范权力，消除权力寻租的空间，也是一种利益分配方式，并且更带有根本性和深层次。权力影响着利益，权力本身就是一种利益，是利益就要分享，当我们的利益分配深及这样的层次后，一种现代的政治文明就注入了执政理念和逻辑。这显然是习近平的新政治观所关照的方面。

　　传统一脉。习近平一个重要思想是“两个互不否定”，即不以改革开放前30年否定改革开放后30年，也不以改革开放后30年否定改革开放前30年。他特别强调辩证法和历史唯物主义，强调不能脱离开特定的历史条件看问题，尤其不能以当下的标准评价历史。这一点对于我们确立正确的思维方式和思想方法很重要，对于我们这个尤其重视历史的国家和民族很重要。

　　中国与西方在价值坐标上的重要差异是历史观。中国有悠久的历史，这其间有骄傲也有屈辱，我们要在历史中获得革命的力量，所以强调“忘记过去就意味着背叛”，我们评价现实更主要的是以历史为主轴和尺度。西方更重视往前看，或者说重视过去更重视未来，因为他们的价值判断和精神力量之源并非来自历史，而是源自宗教信仰与核心价值。仅以宗教信仰为例，我们的多神教强调轮回，因而历史就变得重要，西方的犹太教和基督教都是一神教，这是一个有起点无终点的永恒追求。再看核心价值，西方的核心价值是由思想家从社会生活中提炼出来的，我们的核心价值是由党的政治观和执政需要确立起来的。这种差异也决定着思维方式和价值取向的差异，西方既然不以政党为主轴，那么谁创造了什么样的辉煌都不重要，关键是看还能创造出什么。我们既然是与党联系在一起的，那么就必须维系党的神圣和高尚，因而就必须从多党斗争最后获得胜利者那里找根据，这也是我们的价值坐标和评价标准都是以中国共产党革命与新中国成立为根本的原因。

　　其实，任何一种思维方式和价值系统都有存在的合理性，至少阶段性上是这样。既然如此，我们就不需要或者不必过多讨论，而更应看我们怎样才能跳出以否定过去证明当下，以否定他人证明自己的思维定势。这些问题不能得到彻底解决，中国共产党以致全社会就会一直困于“左”右之争的泥潭，就永远无法达成共识，聚合力量。而要解决这样的问题，思维方式和思想方法的突破尤为重要，要找到自己的历史逻辑，同时找到自己的前进方式与超越自我的路径。习近平的政治观与思想路线能够解决这样的瓶颈或桎锢。

　　合作共赢。习近平的合作共赢，既是中国外交理论的突破，更是政治观的突破。看一下新中国成立以来60多年间的外交思想和处理国家关系准则就很清楚。依据世界政治生态与中国的国情，毛泽东确立了三个世界划分、五项基本原则和不结盟，这完全是建立在世界二元对歭的政治生态之上。邓小平依据变化了世界，认为世界大战较长时间内打不起来，和平与发展是世界主轴，由此开始了与世界特别是西方国家的互动。在冷战结束、世界政治生态发生巨大变化的今天，中国要发挥大国的作用，必须处理与各国的关系，特别是与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的关系，这就需要跳出冷战思维与零和博弈，真正为“中国梦与美国梦是相通的”打下理论基础。

　　为什么西方不太相信中国和平崛起？他们认为，共产党的党章与中国的宪法都把消灭资本主义作为终极追求，怎么可能走到一起来建设世界？由此来看，在不动摇自己的精神大厦的情况下，要走通中国的大国道路，就必须实现政治观上的突破，把习近平的“万邦和谐、万国咸宁”或者说“协和万邦”的国际观与外交理念纳入外交设计，尤其是把习近平开拓世界文明的思想奠基于此。深刻认识世界文化的普遍规律与多样性，把以包容推动世界文明不断进步的思想确立起来。

　　认识习近平“开创文明”的新政治观，决不是一个符号，而是蕴含着深刻的思想，同时又表现在我们的价值判断与行为方式中。以革命的思维和二元价值判断指导我们，结果一定是把世界分为两大阵营。如果正确把握“太平洋容得下中国和美国”“中国与美国共铸大国关系”等论述的寓意，结论一定是“跳出冷战思维和零和博弈”，一定是跳出制度对抗，以人类文明为主轴和着眼点，共同探求世界规则与文明前进方向，这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认识世界方面的巨大突破。从毛泽东的阶级斗争，到邓小平的和平发展，再到习近平的开创文明，这是世界发展的必然反映，也是中国共产党认识世界的飞跃，由此，我们的制度设计与价值目标将发生新的巨大变化，中国也将为人类文明注入新生力量。

　　The Ideological Connotation and Theoretical Basis of

　　Xi Jinping's New Political Concept

　　Gong Fangbin

　　Abstract: China needs a great statesman in exploring the road to becoming a great power who may use major theoretical progress to achieve the improvement of the Party and the leap-forward development of the nation; and this responsibility is now on Xi Jinping’s shoulder. Xi's governance strategy is the "four comprehensives", and his governance philosophy is the "new normal", in which his new political concept is contained. Xi's new political concept is to create civilization and its theoretical system consists of four elements, i.e., the political rules, benefit sharing, consistent tradition, and win-win cooperation. From Mao Zedong's class struggle, to Deng Xiaoping's peaceful development, and then to Xi Jinping's creation of civilization, this is the inevitable reflection of the world development as well as the huge progress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in terms of understanding the world. Thus, great changes will take place in China’s institutional design and value goals, and China will also inject new force into human civilization.

　　Keywords: new political concept, Xi Jinping,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four comprehensives", social consensus

　　公方彬，国防大学军队政治工作教研室副主任、教授、正师职研究员。研究方向为军队作风、廉政建设。主要著作有《决策中国》《价值中国》《精神中国》《思想的原野》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