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东莞专门以乞讨谋生的约有3000余人，而在东莞城区就有1000余人。职业化乞讨人员对社会治安造成了不良影响，大部分乞讨人员表示拒绝救助。这些职业化乞讨人员一般每天都能讨到20元左右，少数有时候能讨到80多元，个别甚至能讨到100至200元。在这些职业化乞讨人员的背后，往往是残暴的犯罪集团，他们故意使小孩、老人致残，然后逼他们乞讨。其实，在某种程度上，几乎每个乞讨者都是一封控告信。儿童、老人乞讨者的背后是否存在遗弃或拐卖？残疾乞讨者背后是否存在严重故意致伤、致残？他们是否被某种势力所控制而失去了人身自由？当我们对之大发善心抑或避而远之的同时，又有谁关注了他们背后的惨剧。

　　未成年人被强迫乞讨，再次提醒我们关注禁乞之争。不少乞丐行乞表面上是个人行为，背后确实存在组织化、集团化的操纵者。对职业乞丐过于同情，客观上照顾了操纵者的“生意”，助长了他们从事违法犯罪活动的积极性，不依法严惩操纵者，就是容忍邪恶大行其道，并将导致更多未成年人被残虐逼迫乞讨。

　　除了依法打击乞丐背后的操纵者，还需关注一个现实命题，即那些未成年人为何流落街头？《义务教育法》、《未成年人保护法》等法律，皆明确了政府部门应该保障未成年人的权利，适龄儿童没有接受义务教育，其家长难辞其咎，当地的教育主管部门也脱不了干系。如果不为孩子编织安全的保护伞，他们的命运就被各类的灰色利益之手所裹挟、所“绑架”。  【详细】

　　王秀勇曾在一个由河南周口人组成的“丐帮”中生活了一段时间，帮主是个农民，由三四个老乡充当打手，控制着十几个残疾儿童。残疾儿童多是买来、租来，甚至偷来、骗来、抢来。王秀勇一次和“丐帮”人员冲突后，跑去石碣镇公安分局举报，对方竟称：“这是你们丐帮的事儿，我们这个管不了……你们找民政部门。”

　　不作为的背后，往往还有权力寻租。王秀勇称：东莞市各个镇区人口稠密，灰色盈利空间大。为了管理片区表面处于稳定状态，警方和不少帮派达成默契。警方给予空间，帮派则管好手下众人。帮派定时进贡，大家相安无事。如果说不作为以及权力寻租只是执法层面的不给力，那么，上溯到立法层面，《刑法》对于拐卖儿童的打击力度同样远远不够。西南政法大学教授高一飞曾指出，拐卖儿童三人以上才可能处以死刑，他拿拐卖儿童和贩毒做比较，贩毒50克应当“处十五年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或者死刑”，而拐卖儿童一到两人只是5年到10年有期徒刑，严重违背了“罪责刑相适应原则”。公民人身不可出卖，而或买或租乃至偷、骗、抢来儿童，故意弄残，逼其乞讨，以为牟利工具，不仅危及受害者本人，家属也得承受散尽家财的寻人成本、生不如死的精神折磨，不啻毁人、毁家的严重犯罪。

　　不得不说，现行的救助办法并没有提供细化的关怀，甚至连启动相关司法保护的程序都没有。社会的阳光不能照射到地方，自然要成为黑暗所侵蚀的领域。当然，也许治理乞讨是个系统工程，并不是一个部门或者一段时间可以完成的。但是，我们不妨形成一种共识，从严厉打击其间相关犯罪入手，因为这已经触及社会底线，我们理当对之零容忍。对于儿童、老人、残疾乞讨者，有针对性形成一套发现、立案、追究的有效流程刻不容缓。  【详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