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语：一起不公正的待遇，有可能用十起公正的事例也难以挽回损失。南京彭宇案式的叠加效应，恐怕还将持续很长一段时间。“见扶不扶”的道德纠结背后，更多的是对后果的担忧以及风险的恐惧。但问题在于，就个案来说，究竟是诬陷或者讹诈，还是逃避或者撒谎，确实是个很难“自证其清”的事情。抛开道德本身来说，老人受伤已经涉及到法律界定的范畴，需要法律的介入厘清真相。

9岁娃娃搀扶老人，却被老人称被娃娃撞倒，并要求赔偿医药费。事件拉锯5个多月后，日前，因敲诈勒索，公安机关给予了蒋婆婆和儿子相应处罚。23日，老人仍坚称自己是被小孩撞倒的，她觉得自己被冤枉，甚至赌咒：“如果我说了假话骗人，我全家死绝。”老人一家将申请复议。

现实中，确实不乏恶老太式的诬陷或者讹诈，并对社会信任产生了严重的冲击。在 “不是坏人变老了，就是老人变坏了”的感叹下，很多人都会将爱心与善举埋下心中，并视明哲保身为最现实的哲学。于是道德饥渴之下，难免会对每一起诬陷或者讹诈事件，给予全民道德的审判，“人人声讨”之下，会不会“情绪审判”不得而知，但在众声共调之下，老人的泪水与赌咒，同样是一种值得倾听的声音，同样是一种需要正视的权利。  【详细】

　　老人一家通过行政复议来表达自己的内心诉求，这是其合法权利，我们理应支持。而客观来讲，行政复议的推进，也可能倒逼公安机关搜集更多的事实证据，让此案以更具体的细节，更让人信服的解释给公众和当事双方一个合理的交代。

　　可遗憾的是，这样一个合理的行政诉求，却被网友贴上了“狡辩”和“无赖”的标签，使得本该由行政或司法机关再次裁量的案件，瞬间异化成了一场公众的道德狂欢。于是，我们亲见着理性被喧哗屏蔽，道德审判渐占上风。

　　公众的逻辑或许是出于对道德现状的担忧，因为南京彭宇案的教训仍历历在目。但是，担忧并不能成为乱贴标签的借口，尤其是在一个具体的事件面前，我们应该做的，乃是给双方一个自由的言论空间，让他们尽可能多地表达自己的内心主张，尽可能真实地还原事故现场。然而，在公安机关已经给出处理意见的现实语境下，老太“自证清白”的话语似乎是那么的苍白与无力。

不可否认，老太的这些举动，可能有“狡辩”和“无赖”之嫌，但需要注意的是，一个年过七旬的老人，不惜以“全家死绝”的咒语来表达自己内心的不满，这似乎又在提醒着我们，这件事可能并没有那么简单。或许又如网友所说，该老太在摔倒后的短暂时间里，曾出现过记忆失灵或记忆混乱，使得迷糊的她错乱地还原了事故现场。  【详细】

从“讹人”动因看，除极少数“碰瓷”者外，多数摔倒的老人及其家人都会担心医疗费用，担心巨额医疗花费成为家庭的不堪承受之重。如果我们有更为健全的医疗保障体系，老人不会“一摔致贫”;如果公民在遭遇意外伤害时，有政府建立的专项救助基金额伸出援手，那么每个老人就不会担心自己的摔倒会给家庭带来过于沉重的经济负担，对于他人伸出的友爱之手，就能产生发自内心的感恩之情，而不是盼着“更多人一起倒霉”。

没有为蒋老太辩解的意思，我对“扶老人反被讹”的憎恶不亚于任何人。我只是想说，人性中的幽暗面和人性中积极向善的一面都是与生俱来的，而社会制度的完善可以最大限度地激发人性中向善的力量。今天我们都认识到“扶不扶老人”这个问题需要更多借助司法途径来解决，而不是仅仅停留于道德宣教，但法律也不是万能的，不是每一起“扶老人”事件都可以查明真相、厘清责任，由法律作出公平的裁决。

人们围观这起事件，最终目的不是看到“恶人受罚”，而是希望看到“扶老人反被讹”这种现象从此绝迹，从今往后我们可以放心地扶起每一个摔倒的老人，说到底还是出自对人心、人性的良好愿望。某种意义上说，人类之所以组建政府，正是因为人类深知人性的复杂，人性中总有一些靠个人难以克服的弱点，这些弱点在某种条件下有可能被放大而危及公共利益，因此需要制度来规训，制度同时也承担着激发人心向善的任务。而构建一个有助于人心向善的制度体系，无疑是政府的责任所在。  【详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