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需要明确的是，寄养的概念有别于收养。收养是将他人子女收为自己的子女，属于为法定血亲或拟制血亲关系。而所谓寄养，是政府从一些家庭购买服务，使得一些困境儿童能得到临时照料和监护。
南京此前的调查显示，该市有超过3000名困境未成年人，其中，父母双方服刑、吸毒强戒、重病重残、失踪占比较大。类似的困境儿童在各地都是一个不可忽视的群体性存在。
对于那些生活在困境之中的未成年人来说，有一个临时的家庭可以遮风挡雨，足衣、足食，并能满足交流与沟通等精神方面的诉求，应该是一个不错的选项。即便这种庇护是临时的、短暂的，也可以慰藉一下诸多孤独、无助的心灵。
以地方法规的形式出台相关标准，意味着家庭寄养有望成为一种常态化的救济制度，而行之长远。这其中，民间社会的爱心释放自不待言，政府责任的明确尤其具有积极的进步意义。
然而，这项救济制度中规定照料人的离异次数及目前婚姻持续年限，不免令人感到讶异。
表面看，这是寄养家庭和睦温馨的前提保障，而细里推敲，却存在排斥离异家庭申请寄养的意图，有歧视之嫌。仿佛发生离异，就成了一个人的婚恋“前科”，是一种耻辱，是见不得人的事，并被贴上标签，永无翻身之日。
而且，照此逻辑，似乎在说明离异次数多的当事人，会缺乏爱心，家庭不和睦、关系不稳定、生活不幸福。这显然是有偏差的，近乎于偏见。毕竟，我们谁都在追求家庭幸福、爱情甜蜜，婚姻生活美满的。之所以会有离异发生，恰恰就是对以往爱情婚姻不幸福、不美满的纠正。这显然不是凭离异次数决定的。
此外，离异家庭，或许囿于当前的计划生育政策，而不能在本次婚姻状况下，合法生育子女。那么离异家庭能够获得寄养未成年人的权利，其实无论对所寄养的未成年人还是寄养家庭的夫妇双方，都大有好处。或许，这是婚姻情感、人生幸福方面的调节剂、润滑剂，可以达到一举多赢。
如此，困境未成年人寄养家庭的条件或标准，实在需要在评估好家庭经济收入及居住状况的前提下，以家庭和睦、爱心指数、寄养愿望为主。只有注重这样的“里子”，而不是苛求离异次数之类的“面子”，困境未成年人的寄养问题才能从根本上解决好，相关政策才能真正贯彻落实好。
其实不少人也还认为这项离异限制是合情合理的。仅南京就有3000多困境儿童，依此类推，全国困境儿童数字不容小觑。虽然只是临时性寄养，但是寄养家庭必须尽心尽责照顾孩子，这个道理知易行难，所以，“照料人离异不能超过两次”这一寄养家庭门槛，一定程度上也是有道理的。
首先，有助于帮助孩子树立健康的家庭观。虽然随着社会进步，人们对离异人士越来越宽容，但“照料人离异超过两次”，且经常打骂争吵，可能称不上道德瑕疵，但说明其在对待家庭、对待家人上缺乏一定程度的理解、包容，现代社会日益强调个性张扬和婚姻自由，相对来说却缺乏责任感和担当。从恋爱到婚姻到白头偕老，本身就是一个长期磨合、平等交流进步的过程，两个成年人走到一起，尚且不能彼此沟通，同甘共苦，很难想象，这个人能够对素昧平生的、教养难度大的困境孩子怀有足够的耐心。
其次，“照料人离异超过两次”，客观上有难言的“隐衷”。成年人合则聚不合则散，看似洒脱，最大的伤害实是孩子，如果照料人离异超过两次，若有亲生孩子，那么剪不断的亲情、理还乱的抚养关系，本身就让其焦头烂额，恐怕难有多余的精力来照料别人的孩子，若没有亲生孩子，则是其再婚的有利条件，极少会有人心甘情愿、全心全意地照顾困境孩子。所以，“照料人离异不能超过两次”的寄养门槛，也符合人之常情。
再次，强化寄养家庭的健康指数。困境儿童是最需要社会关爱的弱势群体。前不久曝光的南京养母“虐童案”，收养人经济能力、文化水平不可谓不高，但因为夫妻离异，家庭生活不顺，导致养母情绪不稳，潜意识里把收养的孩子当作出气筒，并屡次以爱的名义伤害孩子，虽然孩子脱离了贫困的农村家庭，但与富裕却喜怒无常、缺乏正确养育知识的养母长期共处于封闭的家庭内部，或将造成隐匿不见的永久性伤害。
无论寄养标准怎样制定，其意图都是要为那些本已处于困境的儿童重塑一个充满爱意的家庭，最大限度避免因寄养的发生，而让这些儿童再次陷入困境。然而，现实之下，面对为数并不算少的困境儿童救济需求，我们的寄养制度乃至收养制度该如何定位？更加严苛还是更加宽松？尚需深度思考。
相当一派观点认为，要让寄养的孩子一生都能感受到家庭的温暖，就需要让寄养家庭更方便地将寄养转换为收养，如此才是可行之道。
因为和收养不同，寄养通常是临时性、阶段性的。这样的关系无法提供长远幸福的预期，难免让一些爱心家庭望而却步，在客观上也造成了困境儿童重获正常家庭生活的一种阻碍。以北京曾经实行的家庭寄养模式为例，规定要求孤儿超14周岁就必须接回福利机构。这就意味着已经建立起感情的父母和寄养子女，将不得不被硬生生拆散。
而如果寄养家庭想要收养孩子，就又涉及到另一个更棘手的问题，现行收养标准十分严苛，如果寄养家庭不满足收养条件，最终还是不能留住已有感情的“寄子”。所以无怪乎很多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多年呼吁放宽收养限制，尤其是收养人必须无子女的规定。
其实解决寄养和收养的延续关系也不是没有相关办法。北京后来也出台办法，让几十个家庭收养“寄子”，把临时的寄养关系变成永久的收养关系。这或许可以提供一种启发——对于那些孤儿来说，是否可以将寄养变成收养的一种“考察期”，在一定时期的寄养中，父母和“寄子”相处很好，孩子有足够的幸福感，就应允许将寄养关系变更为收养关系。
再看南京这次出台的困境未成年人寄养家庭评估标准，“离异不应超两次”的规定戳中世俗痛点，也意味着寄养家庭门槛的进一步抬高，但初衷还是保护困境儿童的善意，并不是“制度刁难”。不过在当下的救济需求面前，是否还有更优化的办法引入评估，而非表面化地限定离异次数，仍是解决此类问题的一大要害。更进一步，关于寄养与收养标准的制定，若要更加适应当今的社会民情，也许打通两者之间的通道，对两个制度都有好处，将会实现的也是一种双赢的效果。
（观点来源：新京报、京华时报、广州日报、中国青年网、东北新闻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