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巴马政府不久前宣布，接受政府救援的华尔街高管年薪上限50万美元。中国金融企业限薪令也将出台：财政部办公厅日前日前印发《金融类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负责人薪酬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这份中国版限薪令中明确规定，国有金融企业负责人最高年薪为280万元人民币，且该薪酬为税前收入，要依法交纳个人所得税。(2月9日《北京青年报》)

　　姑且不计较280万人民币与50万美元，换算之后绝对值是多少，更不去考虑两国人均GDP差距，一种说法美国是中国13倍多。

　　在金融危机引发了经济危机，进而导致系列社会危机之时，对老百姓来讲，限薪令更像是片安慰剂。把此次限薪令，解读为暂时性政策，当然也可以，不过这一点不重要。递延薪酬、增加期权、扩大高管股权等方式，哪样不等于是变相的薪酬。而且，这些方式更隐蔽，轻易就绕开了所谓的限薪令，得利可能更多更长久。善良的百姓和股民，或许还没来得及反应，还沉浸在铁腕限薪的兴奋之中。如果不信，国泰君安高管的集体自肥行为，就是最好的证据。

　　好歹说，总算是有了个权威的限薪令。绕开限薪令的技术手段不说，善意的媒体，曾经解读过的限薪令，其实已经很多。可惜的是，从来没有限制住国企高管的薪水。别说老总的没限制住，大部分国有企业，特别是垄断性行业的基层员工，也一直拿着高工资，享受着高福利。事业单位、政府机关公务人员就更不用说。此次限薪令，能不重蹈覆辙？

　　国企高管薪酬高，不怕，这更不是什么错。怕的是，不值这个身价的人，没创造相应的企业效益，却偏偏就拿到了这个钱。更怕的是，没经过什么令人信服的程序，就随便为自己开出了些天价年薪。韦尔奇，这位创造了通用电气奇迹的全球第一CEO，退休前的年薪达到了1670万美元。即便是退休后，他依然从通用领取高额年薪，据说900万美元。这个身价，在中国，实在没什么值得炫耀。我们的国企高管，没几个会眼红，只有我们小老百姓红着眼。因为，去除了中美两国的购买力差异后，我们的国企高管，真有不少早已达到了这个身价。

　　可我们哪位国企高管，做出了韦尔奇的成绩呢？韦尔奇在公司内部推行“六西格玛”质量标准、全球化和电子商务，实行了“无边界”管理模式，建立起综合的用人机制，是企业管理的典范。1981年4月，年仅45岁的韦尔奇成为通用电气公司历史上最年轻的董事长和首席执行官。韦尔奇初掌通用时，通用电气的销售额为250亿美元，盈利15亿美元，市场价值在全美上市公司中仅排名第十，而到1999年，通用电气实现了1110亿美元的销售收入)世界第五)和107亿美元的盈利(全球第一)，市值已位居世界第二。对于自己的高薪，韦尔奇给出简单的理由，“我值这个价。”我们哪位国企高管，能够拿着数百万、上千万的高薪自信地这么说呢？

　　中国国企高管薪酬过高，早已没有争议。常识很简单，不该拿这么高薪酬的国企高管，就不该拿这么多。可如何让他不拿这么多呢？显然不是一个限薪令能限制住的。限薪在美国可以，在中国却不行，上面已经论证过。

　　最让人不快的是，本就所有人缺位的国企，限薪令(征求意见稿)，却只是面向部分中央国家机关、金融企业征求意见。意见征求，已经成为常态的今天，限薪令却如此霸道！国有企业薪资、福利怎么能完全由自己说了算？

　　本质上说，民众才是国有企业的所有人，哪有让所有人知情权、表达权、参与权、决策权被剥夺的道理？这样的闭门商谈，更像是闭门分赃，更别指望终结天价薪酬了。更本质上说，国有企业现代企业制度、监管体制的完善，才是解决国企员工、高管薪酬以及激励机制的根本。改革可能仍显渐进之势，但改革决心必须突出，策略应当全面，而不能再是修锅补铁似的小修小补了。